“外国人眼中的北京与北京人”圆桌会议侧记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期间，一场名为“外国人眼中的北京与北京人”的圆桌会议于10月13日下午和14上午分两天在西郊宾馆第十八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孟华教授担任主席，来自国内外的众多专家及学者齐聚一堂，各自发表了精彩的主题发言，并相互间展开了气氛热烈的、极具学术分量且妙趣横生的讨论。此次会议备受关注，不仅有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形象学专家巴柔教授出席，前来旁听的师生也非常多，并不时与各位发言人交换意见。会议第一天还正好赶上外籍学者Nicholas Koss的生日，所有在场的人一起用英语演唱了生日快乐歌，为他送去最真挚的祝福。
会议议程是经过孟华教授精心策划安排的，共分为四组进行讨论，每组围绕一个中心议题展开。这些中心议题都与外国文本中的北京或北京人形象有关，而从不同的中心议题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作者在其笔下展现出来的各具特点的北京。
第一组发言的中心议题是“传教士北京印象”。的确，明清时期有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进驻北京，西方人正是首先通过他们的信件、著作及其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才大量接触到中国文化，因此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一直吸引着许多研究者的兴趣。有两位学者就此议题作了主题发言，各以一位外国传教士为个案，分析他们眼中的北京形象。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顾钧首先在发言中分析了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其著作中展现的北京。发言主要指出，卫三畏于1859年作为美国使团的参赞和翻译第一次来到北京，但由于礼仪问题，使团不仅没能见到咸丰皇帝，而且感到受了怠慢，这使卫三畏产生失望情绪，因此对北京提出许多批评。然而北京留给卫三畏的不佳的第一印象并没有影响到他后来的写作。卫三畏毕竟在中国生活多年，他了解中国，因此不仅没有带着成见看北京，反而要用自己的著作纠正西方对中国持有的各种荒谬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叶隽则分析了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眼中的北京形象，指出卫礼贤写北京有一个十分不同寻常的特点，就是他对北京不仅有理性的认知，而且令人惊讶地表现出对北京的深刻体认，以至能够把北京的历史和生活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人类学家式的亲切，似乎作者已经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而卫礼贤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对异质文化的探索精神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卫礼贤不仅最终成为一名伟大的汉学家，在整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起到一个标杆式的作用，而且主张打破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希望在异质文化的相互碰撞中看到具有生命力的新思想产生。
第一组发言结束后，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孟华教授提出，在做形象学研究时，应特别注意作者在其著作中对写作素材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参透作者复杂的文化身份。比如，北京留给卫三畏的负面印象是否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完全没有留下痕迹？还是卫三畏在面对不同的读者时需要有不同的身份定位？顾钧副教授认为这个问题有一定道理。卫三畏主要是在比较私人化的日记里批评北京的，而他写作《中国总论》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到中国来传教，这可能也是他在其中对中国多采取正面描写的原因之一。
此外，与会学者对从传教士到汉学家的身份转换问题发生了兴趣，孟华教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猜想，她认为传教士有一种精神热情，而这种精神热情也能够表现在对文化的热情上，既然有太多的传教士最终都成为汉学家，也许他们的性格中有某些共通的地方。
第二组发言的中心议题是“谢阁兰与北京”。这可以说是四组讨论中最精彩的一场，讨论虽然主要围绕法国作家谢阁兰的一部小说《勒内·莱斯》展开，但却从中引发出许多有见地、有趣味的思考。
来自天津师范大学的吕超老师作了题为《作为异托邦的帝都北京》的主题发言，希望用“异托邦”理论说明《勒内·莱斯》中紫禁城形象的含义。发言首先辨析了“异托邦”与“乌托邦”的不同，进而认为作为异托邦的中国城市是西方借以表达想象或欲望的地方。因此，《勒内·莱斯》中作为异托邦的帝都北京，就是融真实和想象为一体的城市，最终表现为一个在空间布局上体现着严格的等级差异、并且到处充斥着跨文化管制力量的地方。
而随后发言的两位学者则从小说结构出发分析了《勒内·莱斯》中的紫禁城形象。
复旦大学的孙敏博士认为，《勒内·莱斯》中的紫禁城已经不再只是简单地作为一个意象或者文化符号，而是直接参与了小说结构的形成，即作者通过把紫禁城塑造成一个神秘的不可知的形象，给小说安排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十分新颖的从建构到解构的叙述形式。此外，这一紫禁城形象也体现了谢阁兰本人独特的异域情调观，即他者和差异性比任何其他价值都更有优先性。因此，如果说以往文学作品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是基于某种实用性的价值追求，要么借以逃避现实，要么借以批判社会，那么在《勒内·莱斯》这里，紫禁城只是一个纯粹异质性的审美个体，作者抛弃了传统的功利目的，一意追求这种因“异”而起的想象快感。
同样来自复旦大学的副研究员黄蓓则发现小说中存在着有趣的复调叙事，即小说由两条主线构成，其一是叙述者“我”出于好奇不断向勒内·莱斯提出问题，其二是勒内·莱斯根据我的问题生出的想象。于是小说就形成了非常奇特的结构，即勒内·莱斯的叙述其实都是在“我”给他的暗示下生成的，只是“我”的想象的反射。而这才是小说的关键所在。
在听完两位学者的发言之后，来自巴黎三大比较文学系的张寅德副教授表示同意，并作了一些补充。他指出，在分析一部作品里作为异国情调的形象时，注意到这样两个因素也许能进一步有助我们避免误读，其一是作者的人生观和哲学观，再就是文学史背景。具体就《勒内·莱斯》来说，该小说是于1913年写成的，那一年是文学史上的关键年，出现了革命性的文学作品，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主义小说进行对抗，因此，《勒内·莱斯》受其影响也自然十分注重作品的虚构力量。此外，谢阁兰本人对本体问题非常关注，其作品无论是写国内还是写异域，都渗透着对到底该用理性还是感性来把握认知对象这一问题的思考，而紫禁城只是这种思考的一个投影。小说中有许多井的意象，井实际上是一个镜像，这是很说明问题的。黄蓓分析的很有道理，勒内·莱斯是在“我”的暗示之下编故事，他成了“我”的借用品，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虚与实、现实与想象的关系。
在该议题中最后一个进行发言的是北京大学教授秦海鹰，她通过分析“长城”这一形象在谢阁兰三篇不同类型文本中的演变之后指出，一旦作家进入虚构性写作，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写游记或旅游印象，他便肯定不会把写作局限在现实层面上，此时他对旅行地所写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再被看作是客观的描述，而应被看作一个想象的空间。
第三组发言的中心议题是“英、美及朝鲜文学中的北京形象”。该组分别有一名外国学者和三名中国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
台湾辅仁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Nicholas Koss发表了题为《十六世纪英国文献里的北京形象》的发言，考察了16世纪出现的6种涉及到北京形象的英语文献。Nicholas Koss不仅梳理了这些文献各自的版本信息，而且比照了其中关于北京的描写，指出它们之间的不同以及各自最具特色的地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叶向阳博士作了以《18世纪英国旅华游记中的北京形象》为题的发言。发言以第一位来到北京并留下文字记载的所谓的英国人约翰·贝尔（实为苏格兰人）的旅行记、以及第一支英国访华使团马戛尔尼使团所留下的7种旅行记为考察对象，对比它们在言说北京时呈现出的不同态度，并进而分析了这些不同态度背后的成因。
浙江大学教授沈弘的发言考察了英国人燕瑞博在其著作《北京生活杂闻》中对北京民俗文化及风土人情的记载和研究，以丰富的图片和翔实的文字说明为与会者展示了燕瑞博在保存京味民俗文化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北京生活杂闻》在保存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发言同时对2001年创作的一部历史五幕剧《幸遇先生蔡》提出了批评，指出该剧把燕瑞博塑造成一个不学无术、不懂中文的小丑，是严重篡改史实的。虽然文学作品允许想象，但这毕竟是历史剧，肆意丑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是不行的。
延边大学教授徐东日在发言中分析了朝鲜朝使节李窅在《燕途纪行》中所描述的北京，并剖析了他对这座帝国都城所抱有的矛盾心态以及造成这种心态的原因。
最后一组发言的中心议题是“法国文学中的北京形象”，有三位学者在该组进行了主题发言。也许是一种巧合，三位学者分别从19世纪前、19世纪至20世纪、以及当代三个不同的时间段选取文本作为考察对象，籍此我们可以管窥北京形象自从在法国文学作品中出现以来所发生的流变。
孟华教授首先作了题为《“万园之园”圆明园的魅力何在？》的主题发言，以一则只有短短11行的文本为分析对象，展现出其中所沉淀的历史，解读出其中所蕴含的深意，显得趣味无穷。法国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词典2003年版里为“圆明园”专设了一个词条，此外在其中关于法国入华传教士“蒋友仁”和“王致诚”的词条里也可以找到与圆明园相关的内容，孟华教授对此指出，可见圆明园已经进入到法国常识性的知识结构当中。孟华教授继而追溯了圆明园闻名于欧洲的历史过程。18世纪40年代，王致诚第一次向欧洲人告知了圆明园的存在，他用优美的文字描述了圆明园的秀丽景致，并以艺术家的敏感体悟到中国式园林独具特色的美学原则——师法自然。这对18世纪处在启蒙时代的法国尤其具有非同寻常的借鉴意义，他们很快就对这种完全有别于西方传统特别是古典主义美学观的中国式园林产生极大兴趣，可以说，圆明园不仅促使中国式园林在欧洲各地纷纷出现，并且对丰富法国人以及欧洲人的美学思想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圆明园在1860年却毁在英法联军的手里。在小罗伯尔词典关于“圆明园”的11行解释中，虽然记载了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的历史事实，但最后却特别强调，焚毁圆明园的火是英军统帅下令放的。这一结尾意味深长，反映出法国人的尴尬心态。孟华教授在分析完这则文本个案后，还从中总结出形象学研究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即如果要正确理解文本中的形象，就必须把形象和历史场、文化场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
来自巴黎三大的法国教授Muriel Détrie在发言中分析了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法国文学作品所展现出的北京民俗文化，并且她以满清的覆灭作为一个时间上的转折点，将整个考察的时间段分为前后两段，说明法国文学对北京民俗文化和市井生活的展现如何由负面形象逐渐转变为正面形象，并分析了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
台湾中央大学法语系教授许凌凌则分析了法国大革命之前巴黎舞台剧里的北京人风貌。她不仅考证出以北京为故事背景的舞台剧目，而且仔细分析了其中的人物形象、生活场景刻画以及舞台设计，最后得出这样几个结论：其一，在这些舞台剧中没有对市井小民的表现，所有人物都是生活在宫廷中的，并且只作为一个笼统的中国人形象出现，丝毫未展现出能被看作北京人特质的方面；其二，由于剧作家没有到过中国，只能以二手资料进行创作，因此剧作中包括演员服装在内的舞台设计就带有很多想象的成分。实际上，创作这些舞台剧的作家首先是要借用中国形象给剧作增添新的元素，以便在激烈的剧场竞争中吸引观众。
就这样，在一场场精彩的发言中，在一次次热烈的讨论中，持续两天的圆桌会议很快就结束了。许多学者意犹未尽，纷纷相约在会后继续交流。相信那些来自海外的外国专家也会带着一份美好的记忆离开北京，相信所有的与会者会在心中永远记得唱给Koss的那首歌。
综述：闫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