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三大教授 巴柔（D.-H. Pageaux）
本次研讨会包含十五个议题，它们成功地体现了在两个方面的平衡：第一组的七个议题是我所谓的比较文学的传统领域，包括诗学、翻译、形象学、旅行、世界文学以及不同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对话。第二组的七个议题则寻求创新，它们包含一些新的研究视野，比如人类学；新的主题（文学与宗教、生态学）；还有三个议题侧重与中国文化相关的问题，从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到有关“内部”比较的研究。如果说法国和西方对这一类研究不是完全无知的话，至少也在相当程度上遗忘和冷落了。
我的发言属于剩下的一个议题：“学科与理论建设”。我喜欢“建设”（construction）一词，它意味着一个充满活力的进程。如何建设新的东西？这就是我要阐述的中心内容。在我的回答中，我要突出强调的是批评概念的创新作用。
长期以来，在跨学科研究的空泛名义下，文学理论的来源是诸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理论，这些理论可以应用于普遍意义上的文学。我们也许到了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比较文学研究者即便不能形成一种理论，至少也应该提出一些具有理论意义的要素，首先它们对自己的学科有价值，其次也有助于对文学的总体思考。
我要提出的这些要素来自一个比较文学的传统领域，即形象学，同时也得益于对一个比较研究概念的挖掘，即多重系统（polysystème）。这一概念涉及历史和美学范畴，却令人遗憾地忽视了文学的想象层面。我们应当进一步明确多重系统的范围，并在三个层次上提出问题：即文学场（champ littéraire）；文学体系或曰体裁和形式的等级；以及作为“象征系统”的文学。想象物（imaginaire）不断地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意义上被定义，而成为相对于形式的内容。它引导我们思考文学的象征功能。正是这样，文学作品以不同于政治或者伦理的方式，让我们评估自己当下的状况。
针对以上三个层面，我建议在下述三个方面来研究文学现象：即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个范围足够广泛，使我们得以探讨文学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也足以限制我们落入社会学或者形式主义的窠臼。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概念”（notion）的作用。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变化。我们有必要区分变化（évolution）和创新（renouvellement）。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创新。真正的创新在于我们要提出新的问题以替代从前提出的问题，因为后者不再能够反映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或者文学现象。从“影响”的概念过渡到“接受”的概念，从“来源”的概念过渡到“互文性”概念，就是真正创新的例子。
在文学研究中，重要的是避免任何本质主义（essentialisme）的研究方法，我称之为贴标签和分类。也不要将文本工具化，不要将它们当作是验证或者宣扬某种立场或者态度的场所。
要承认，在我们的学科中，发明一个新的概念并非创新的唯一标准。与其它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和人类学——进行相互比照，给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带来了实质性的拓展。但是我更愿意考察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新概念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的情况。值得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使用的概念是中性的（neutres）吗？我们是否应当将它们看作几乎科学意义上的中性概念？当一个概念从它生成的文化背景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化背景中时，是否无需附带任何条件和保留？
一个“概念”应该满足的条件是：a) 抽象程度；b) 在方法论上的新贡献；c) 重复使用的多种可能性；d) 由概念引起的研究领域的转移。
最后一组有待考察的概念涉及到比较研究的空间（espace）问题：1）当地的、地区的或者内部的；2）民族的；3）世界的、超国家的、国际的、甚至普世的。我要强调的是“内部的”比较研究，而对“超国家的”以及“普世的”概念有所保留。
“内部比较研究”（comparatisme intérieur）这个词汇是1956年在法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次大会上被首次提出的。在多语言和多文化的国家里，内部比较方法可以用于研究某些特殊的文学形式和特殊的文化传统。
我不想在普世性（universel）这个概念上过多发挥，何况这个概念在中文里难以设想和翻译。真正的世界性和普世性意味着多元化并不排除特殊性。当我们谈论世界文学和普世文学时，不要忘记它在比较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变种，即“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研究方法。对于超国家原动力的迷恋，究其原因，在于对“民族文学”（littérature nationale），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文学或者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的怀疑。
只有当不同文化保留各自的独特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受所谓世界文明，同样，国际层面上的比较文学也应该是保留各自民族特性的比较文学的总和。也就是说，我们也许应当将国际会议的议程颠倒过来，在比较文学的国际交流中，要让每一个组织国详尽地介绍它所理解的比较文学，它所进行的特殊研究，它在“比较文学”这一名称之下讨论的特别的问题。这才是真正国际层面上的比较文学，这才是我们这一学科可能的未来。
比较文学需要的是创新，而非断裂。它应当被纳入一种传统之中。也许我们已经不太懂得这个词的意义。我想转述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i）对这个词的定义，他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创新者之一：“真正的传统显示的不是一个逝去的时代，而是赋予现在以活力和启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