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提请讨论当下本土比较诗学学科所面临的学术身份确认和范式重构问题。
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一翼，中国学界开始接触比较诗学研究从王国维算起（1904）大概已经有一个世纪断断续续的过程。如果说，1979年钱钟书《管锥编》的出版，标志着该学科在中国内地重建和学科化进程的开始，一晃30年，目前据说已经有了近百计以比较诗学为专业方向的博士生毕业，那么，比较诗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什么是它的本土学术身份、自主研究范式和学科疆界？恐怕已经到了认真讨论一番的合适语境和时机了。
尽管与其它学科一样，比较文学的学科概念首先也是舶来自十九世纪末现代性先知先觉先发展的欧美世界，但是，既有的学科史清理和研究已经证明，比较诗学在欧美的发育和生成，在整个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中都是属于最晚也是最不成熟的。在跨文化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的实践范畴，他们甚至比中国人晚了好几十年光阴。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学人在比较诗学领域的自觉摸索和实践，应该有理由和有学术资源为它的学科范式建构和方法学形成展开主动的提问，既有的研究实践也应该生长了一些新鲜的知识内容，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认真清理和总结。
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已经走上而立之年的当代中国学术还缺乏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所谓现代“文化自觉”和对于自身学术主体身份的认知信心。我们常常要么部落主义式的，不加分析的捍卫历史传统；要么一味以引进西学为主，将他者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将他者的范式当成自己的范式，将他者的标准视为自己学科的标准。表现在比较文学领域，许多时候，我们的危机意识往往不是来自于自身研究，而是来自于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动向，来自于国际年会和美国学界的学科阶段性报告,甚至是国际汉学界和中国研究领域的风向。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真的要和国际比较文学界，尤其是美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吗？恐怕也未必，至少在比较诗学的学科范畴，情况远不是这样。
本文认为,本土中国比较诗学的身份认同不能不从学科普适性和文化主体性两个方面去确立自己的学术立场，而这些又与其学科特性和问题意识紧密相连。
首先，基于比较诗学的学科特性，一个理想的比较诗学研究者，尽管有着命运赋予他的特定文化血统和知识背景，但是在研究的立场和视野上，却始终要学会超越其自我，这意味着它需要从多边文化、多种理论和多重参照的立场去审视和判断有关的理论问题。他虽然难以真正做到所谓的价值中立，但是，却应该能够做到时时的反省自身和倾听他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身份意识的形成。
其次，基于自身的文化处境，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在具体研究实践上却又具有与欧美学界等他者学术明显不同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追求。在今日中国，理论问题之所以需要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比较和研究，首先是中西文论之间存在历史造成的现代性发展落差；其次是我们自身拥有独特的传统理论资源；再就是追求现代性发展突破的欲求。而眼前又有所谓“西方”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参照系，于是，就不得不参照，借鉴，比较，以游走于中外古今之间，试图通过对话，光大和更新自身，实现现代突围。这些特定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追求等等，直接影响到了比较诗学研究范式的构建和实践深化。
事实上,欧美的比较诗学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多数情况下面对的是具有希腊罗马本源类似性的文化传统，其所谓比较诗学，一直局限在“文类学诗学”，即有些学者所谓“比较诗艺”的范畴，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韦勒克、艾田伯（René Etiemble）、谢弗勒（Yves Chevrel）、迈纳（Earl Miner）、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人的努力）才逐渐转向跨文化的文学理论比较研究，而且多是理论阐述，实践成果有限。而中国学者从二十世纪初以来的研究（王国维，鲁迅，朱光潜，钱钟书等）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跨越文化，跨越语言的文学理论比较研究起点上，即所谓“文艺学诗学”的范畴，并且出现了《谈艺录》、《管锥编》这样的巨制鸿作和众多成果。海外华人学界（如刘若愚，叶维廉等）的工作基本上也在延续这一理论走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比较诗学界三十年的努力，总的趋势是从非学科化零散研究向学科化的系统教学和研究整体推进。基本的状况则是轰轰烈烈，众声喧哗，珠沙俱下，一切都有待清理和总结。但一条基本向上的演进线索和范式构建轨迹还是可以辨认。
譬如，从理论概念范畴的简单1+1配对式（如迷狂与妙悟）比较，走向共同论题（如言意关系）的多方对话式探讨；从以西方理论为范式去“整合”中国文论到寻找“相切部分”和“共相”的交集互补；从对野心勃勃的要建构统一“普世性”理论的解构，到试图搭建包括非西方理论（如印度，日本，阿拉伯）在内的，具有文化差异的多元复数理论的对话平台；从不分有无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到意识到比较诗学也不全是纯诗学观念比较，还可以细分侧重，进而借助赛义德“理论旅行”的概念，倡导开展“国际诗学关系史”研究；甚而认识到当今世界流通的文学理论本身就是跨学科、跨语言和跨文化性的，他在某一特定意义上就是广义的比较诗学,要以中国学术的名义参与其中,那么你的身份和立场都注定是跨越性的,你就有必要从今天的理论视域出发,去对包括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在内的各种地域文化性的理论进行解释学的融合，进而使其最终汇入到多元化动态生成的世界诗学潮流去。
如此等等，中国的比较诗学的确正处在历史所赋予的发展机遇中，学界有必要多一些使命意识和责任感，实事求是地确立自己的学科身份，问题导向和价值追求所在，认真清理既有的理论认识和研究实绩，并以此为基础，积极构建和更新本土中国比较诗学研究的范式结构，大力推进比较诗学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