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小组讨论侧记
在谢天振、孙艺风出任主席的北语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众学者关注的主要是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
在12日下午的讨论会中，众学者围绕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研究翻译转向的理论问题以及近代翻译史、翻译文学史研究的专题进行了讨论。
首先发言的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郭军教授，她把本雅明的《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和《翻译者的任务》结合在一起阐述了关于语言、哲学、翻译、救赎的学说。本雅明的全部著述都是他的救赎哲学的一部分。这种救赎哲学的种子原发于他的族性身份，酝酿于他早年的语言论和翻译论，最后成熟于他的历史哲学。代表着中间这个酝酿阶段的重要作品就是他写于1916年的《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和写于1923年的《翻译者的任务》。本雅明将语言分为一个连续体中的三个层次：上帝的语言，自然语言，人的语言。在这种语言秩序中，自然语言向人传达自我，人的语言则通过传达自然语言而向上帝传达自我，表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分所在。人在这个传达的总体中充当着一个传令兵或信使的角色，本雅明称之为翻译。本雅明意义上的翻译不是徒劳的横向转换而是有效的纵向传达，即“每一种较高层次的语言都是对较低层次的语言的翻译，直到在最终的清晰中，上帝的道得以展示出来，这就是这个由语言所构成的运动的统一性”。在巴别计划之前，即人的主体性极度膨胀以前，这种传达自然而顺畅，但在启蒙理性已经成了现代人的单向度思维模式后，这个统一整体被打碎，这种翻译成了一种乌托邦向往。郭教授通过将本雅明的《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和《翻译者的任务》相关联，从而澄清了对本雅明翻译概念的误解。
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教授就翻译中的张力与冲突问题作了发言。他认为，如果没有包括中介语翻译等介入为基础的某种形式的翻译，真正的理解很难做到。既然如此，人需要翻译别人的语言来处理必须面对的令人无能为力的不熟悉的情况。要努力将相对不熟悉的和不太喜欢的表达方式有意义地表达出来，人的自然反应就是求助于文化和句法中介。某种程度上，这种介入的行为，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是有一种占有欲或重新占有欲驱使的。要想用一种不同的形式表达，为了理解的目的，人会做些不同的事以求基本的翻译信心。不管最初的设计或目的是什么，翻译都是文化转移和异化的结果。这样，对产生文化冲突、争执和贬低，威胁目的体系的语言和文化身份的担忧会和跨文化交际中为定性的误解一起出现。明显表现在翻译中的张力和冲突的最根本原因主要是语言和文化的错位，其主要特征表现在根植于译文文本中的不同文化标志。文化的含义和意义要进行处理，在创造意义时，对有文化张力的部分要进行解释，这决定了理解的条件和结果。
来自台湾实践大学的萧瑞莆副教授围绕艾腾·伊格言的A Portrait of Arshile提出了语言的陌生性的观点。她认为对于翻译理论的争议，无论是强调译作（相对于原文）之独立、对等或强调译作之功能，都涉及语言学、文学、文化与社会等不同因素。但总体而言，争议的关键性在于人们对语言理论或文本性的不同看法。也就是说，在翻译理论中所体现不同之语言使用的概念，以及所谓可译性是争议的焦点。德国十九世纪哲学、神学家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提出直译主义（literalism）以保留、制造翻译中的陌生效果（an effect of foreignness），此认知性效果则与文化及政治功能相关。二十世纪二零年代Walter Benjamin的语言哲学则在异化翻译的概念下，以直译主义强调保持原文句构（syntax）之重要性，使语言脱离其日常性。受到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八零年代则有Antoine Berman从翻译伦理的角度，批判「种族中心」翻译为了同化其语言及文化而扭曲外国文本。此时，所谓可译性不再只限于语言或文化「间」的差异，而根本地存在语言「本身」。另一方面，与民族志相关之「文化翻译」亦存在着全球化政治经济所支撑的阶层关系。而在亚美尼亚语与英语的交替之间，在DVD影片、二十世纪初黑白旧照片以画家Ashile Gorky的自画像之间，亚美尼亚裔加拿大电影导演艾腾·伊格言（Atom Egoyan）一九九五年的短片A Portrait of Arshile，提出翻译所涉及的文化、历史与创伤经验，透过重新命名、角色扮演，或是艺术活动的再创造（re-invention），得以在语言的陌生性中继续存活，而不至于完全被遗忘。他用短片的形式侧面地激发我们对语言理论或文本性概念的讨论，而介入了翻译理论的场域。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李红玉就其对斯皮瓦克翻译思想探究的主题做了自己的观点阐述。斯皮瓦克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生，她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逐渐引起了国际译学界的重视。在我国，翻译研究者对斯皮瓦克还缺乏足够关注，认识上也存在一定局限。为弥补这一缺憾，李红玉全面考察了斯皮瓦克有关翻译的论述，尝试从翻译的本质、作为暴力的翻译、作为阅读的翻译和普遍意义上的翻译四个方面展现斯皮瓦克翻译思想的丰富内涵。
来自广西大学的祝远德教授指出，文化转向建立在解构主义的基础上，跳出翻译本身对翻译进行外部研究，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大转折点。由于对翻译主要关系中的中心项的结构，一方面打开了研究思路，拓宽了研究口径，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许多问题亟待清理，翻译的忠实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对原作者解构的结果是赋予了译者平等的身份，二者之间的关系被称为主体间性或者交互主体关系；对原著的解构难免要对传统的忠实原则进行拷问，使得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受到诸多质疑。许多学者设法从翻译以外的文化环境解释译文的存在基础，形成了翻译理论研究和方法学研究的空前繁荣局面。但是，对于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系研究始终不够深入。诚然，对原作的解构赋予了译作与原作同等地位的相互独立存在关系，但这种相互独立关系还要不要对原著的忠实？在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肯定的同时，译文对原文的依存还是否存在？换句话说，译者的创造性是否存在一定的度？有没有底线？研究表明，在文化转向背景下，传统的完全以原文为标准检验译文的忠实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以“关联”“道德”等为诉求的忠实方式仍然普遍存在；而对翻译标准的底线除了少数人论及外，是一个明显讨论不够的薄弱环节。祝教授希望本次的探讨有助于这些问题的清理与探索。
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马晓冬以曾朴的翻译实践为例探究了文化转型期的翻译语体选择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确立白话文作为文学正宗的地位之前，清末民初的译者面临着非常突出的语体选择问题。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许多当时的知名译者都是文言和白话并用。马老师以曾朴清末民初的翻译实践为核心，考察语体选择对曾朴译文文本面貌的影响。一方面，客观存在的白话与文言两种语体并存的现象为译者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翻译资源，以表达和传递译者对原作风格与精神的理解。另一方面，译者的语体一旦选定，本民族文学传统中与这一语体相关的一系列价值信息就会附着于译文之上，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译本的面目。特别是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文化转型时期，新的规范尚未建立，本土文化语境中文言与白话在文学风格和表现程序上的传统力量，使这两种语体在对译域外文学时都表现出各自的局限，而翻译过程恰恰提供了暴露这一局限，从而更新传统，并塑造现代白话语体的机会。
来自深圳大学的李小均教授以《落伍的新潮》为题谈论了自己对吴宓的翻译实践的研究。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祖师，对钱钟书等人的治学方式产生过重大影响。由于性格和时代机缘使然，吴宓留下的译作不多，也不以翻译家名世。是故，清理吴宓学术遗产之时，学界大多对其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着墨不多。仅有的几篇从翻译研究角度做的论文，也失之皮毛肤浅。李教授把吴宓的翻译实践纳入时代的语境，略论其翻译的得失，从而再现其“落伍的新潮”。
在12日下午的讨论中，来自四川外语学院的费小平教授最后一个发言，他认为走近杰出的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学者资源是译介学“文本化”的义不容辞责任。谢天振教授所提倡的译介学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下的翻译研究或变异学研究，是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专门考察跨文化系统中不同译作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过滤、误读、“创造性叛逆”、意象、变异等语言现象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文化现象。显然，它远远超越了一般的语言层面，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中外文化碰撞与文化对话。国内一些学者似乎将之简单化、标签化，时常停留在理论的重复与介绍上，没有很好地研究它所倡导的文化碰撞问题，忽略了译介学的实践层面，使整体的译介学研究的进展不大。这无疑悖逆了谢天振教授当初提出译介学的初衷——“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刚刚开始，但是随着国内翻译界理论意识的觉醒，随着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再加上积极探索国外同行的优秀成果，努力探索，努力实践，那么我们也必定能在这个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同上，第22页）。而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立足于扎实的中国本土文化之根，文本细读，一切“文本化”，“历史化”，以此系统研究文化碰撞问题的细枝末节，为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作出切实的贡献。在此前提下，从事翻译研究，仅仅阅读外语人的著作远远不够。对杰出的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刘禾、李欧梵、陈平原、夏志清、王德威、赵孝萱等人著述的阅读与关注就成为译介学“文本化”之理所当然的途径，因为他们系中国近现代文学专业出身，并有高超的外国语文素养，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理论和中国文化训练和史学训练，在翔实材料的基础上逐层综合、分析问题，并得出较为信服的或开放性的结论，能克服那种先确定理论预设后去找寻材料，并作匆匆结论的那种窄小视野，以作出扎实的翻译研究，能给我国的译介学研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以及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在13日下午的研讨中，首先发言的是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王宏志教授，他就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尽管不少中西学者对马戛尔尼访华作过研究，但长久以来仍然忽略了一个重要元素：翻译在这次中英第一次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王教授透过对原始数据的疏理，以及中英两国文件的文本对比，除整理出当时中英双方的译者背景及其翻译活动外，更论证译者对重要文件的改动构成了严重的沟通问题，甚至是马戛尔尼被乾隆视为贡使的重要因素。
同样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关诗佩教授则从晚清翻译小说体式改变来看中国小说转化过程，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二十世纪之初，小说因为政局的影响而出现了历朝从未有过壮阔波澜的改变。随着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把新小说定位为救国及新民的最上乘工具后，小说快速地风靡了整个晚清社会。在新小说被当作为救国工具的误识下，小说除了得以冲破中国历朝命运低微的命运外，小说观念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尽管在晚清之前中国小说观念即使受着外来小说思潮而出现变化，但这些变化都规范在传统中国小说观念（《汉书》所言「残丛小语」、「街谈巷议」）之内，因此在20世纪以前小说的发展模式，就如历史学家的分析一样，是传统内部的演变。而晚清小说理论的发展，却一反之前出现的模式，渐渐脱离中国小说观念，步向西方，接受了西方小说观念，从而发生巨大转化。过去研究晚清中国小说观念转变的学者，都集中在小说写作技巧、理论及作品内容上的分析，关教授则从翻译的角度入手，分析大量西方小说novel被翻译入中国的时候成为史传体的原因。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杨莉馨教授关注的主题是民国时期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汉译与接受。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中国文坛大力推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背景下，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开始由一批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的学者与作家引入中国。其中，周游列国、具有开阔的知识视野的“新月派”领袖徐志摩，当为中国文坛提及伍尔夫的第一人。赵景深、叶公超、费鉴照、范存忠、赵家璧、卞之琳、朱光潜等当时一批一流的作家与学者的研究，则进一步推动了国人对伍尔夫这位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与艺术团体“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精神领袖与才女作家的了解和喜爱。随着译介的深入，伍尔夫的现代小说观念、意识流表现技巧与诗化的散文风格对部分具有先锋意识的现代作家均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中直接、间接受其影响，摹仿其创作技法，或作品与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具有一定可比性的，大略可以包括废名、徐志摩、萧干、林徽音、李健吾、汪曾祺等。伍尔夫更是与女作家凌叔华结下了一段奇妙而感人的翰墨之缘，成就了中英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来自天津师范大学的郝岚副教授就1916年前中国近代读者眼中的西方小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1896年到1916年中国文坛被译介数量稳居前四位的外国作家是柯南·道尔、赖德·哈葛德、大仲马与凡尔纳，他们基本代表了侦探、言情与冒险、历史、科幻等小说类型。这样的通俗小说作家成为中国近代读者视域中“经典作家”，有为了普及的原因，而中国读者也在他们身上获得了知识资源、文体补充、思想参照与作为纯粹消遣读物的意义。
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刘霁老师通过对《学衡》杂志译介者群体的聚合及交流网络的形成的探究提出了知识的选择与重组问题。与风采各异的现代文学流派的翻译相比，“学衡派”的译介活动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学人的追求和特色。刘老师以学术网络，知识传播为视角,从“共同体”的角度考察《学衡》中译介者群体的聚集与更迭，“学衡派”与其“社会圈子”（social circle）之间就译介形成的学术交流网络。“学衡派”的译介者群体的聚合主要以南京高师文史地部，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清华大学“翻译班”为中心，以《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为核心史料，辅之以《文哲学报》，《清华周刊》等报刊，探析“学衡派”译介者群体在知识传播机制中的形成与渐变。“社会圈子”对《学衡》的译介活动的回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学衡派”成员与社外志友在译介活动中的人际交往；一是志友在自己主持的刊物中，对《学衡》的译介论着进行转载或自己撰文呼应《学衡》译介的主题。“社会圈子”的交流网络主要围绕三股核心力量中的三个中心人物展开：《大公报》及《国闻周报》主编张季鸾、《东北文化月报》主编杨成能和《海潮音》创办者太虚法师。
首都师范大学的王柏华副教授关注的问题是“Witter Bynner译《唐诗三百首》考论”。美国诗人Witter Bynner（1881-1968）与江亢虎（1883-1954）合作翻译的《唐诗三百首》自出版以来，在美国文学界的影响仅次于Ezra Pound，Arthur Waley，Amy Lowell的汉诗译作，但一直以来，没有引起研究界的重视。王教授以书信、传记等大量一手资料，考证这项翻译活动的始末，并结合译者的翻译观，从韵律、语法、意象等方面，细读译作。她尝试在此个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汉诗英译的几个一般性问题：中国诗歌的哪些特性吸引了英语诗人的注意？经过翻译和重写，中国诗歌发生了哪些变形，创生出哪些新的意义？经过诗人的翻译或重写，汉语诗歌如何进入并成为英语诗歌的一部分？
来自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了翻译现代性的问题。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首先对西方现代性在中国的翻译和介绍做出评述，指出，正是这种大规模的译介促成了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或现代主义文学变体的诞生。在王教授看来，“现代性”这一从西方引进的概念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单一现代性”，为一种他种现代性在中国的语境中诞生铺平了道路。现代性在中国始于五四时期，伴随而来的便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翻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这一翻译过来的现代性的一个直接结果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传统，或者说形成了一种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它既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迥然有别于中国古典文学，但却能同时和上述两种文学经典对话。在这个意义上，既然翻译文学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中国的翻译文学就应当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方面，梁启超、康有为和林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对翻译实践提出的许多深刻洞见预示了今天正在开展的关于文学和文化翻译的辩论。王教授的观点分为三个部分：（1）探讨了西方语境中的现代性概念的演变；（2）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文学翻译；（3）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或他种现代性的形成。在结语中，王教授还呼吁，作为文化全球化和世界性的中文热的一个结果，应该编写一部新的汉语文学史。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的查明建在发言中提出了翻译文学与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的问题。文学译介是中外文学关系发生的主要中介，也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文学翻译选择取向、选择范围的大小，决定了中国的“世界文学”视野，也由此决定了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深广度以及中外文学关系的特质。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文学观念、文学体制制约和影响了翻译文学的发展形态和性质，进而也影响了中外文学关系发展的规模、深度和特质。查教授历史性地考察了翻译文学与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建构之间的关系，阐述了翻译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性质，并对翻译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
北京语言大学的王茜就《从马尔罗之中国到中国之马尔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诸多作品及个人经历都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笔下的“革命中国”在西方中国形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马尔罗及其描写中国的作品在法国享有盛誉，然而在中国却未曾引起广泛关注。如此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王茜采用描述性翻译批评方法，从跨文化研究角度出发，借用译介学、翻译操控理论与接受美学理论，旨在通过对马尔罗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的译介与接受情况的梳理与分析，探寻这一描写中国的外国作家在译入语文化（中国）中形象的传递与树立，进而研究翻译活动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关系。
来自浙江理工大学的副教授朱安博关注的主题是朱生豪莎士比亚翻译的文化阐释。中国人对莎士比亚的译介已有百年，真正从宏观上、从哲学、语言学、文化学、译介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指出整部莎剧或莎作全集翻译特点、风格则相对很少。这种研究虽然难以引起翻译者的注意，但是却应该引起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注意。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将朱译莎剧的翻译文学文本纳入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进行考察，阐释文学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形态、达到某种文化目的的翻译上的处理以及翻译的效果等，来探讨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在特定时代的关系将有时代的意义。朱教授在把朱生豪翻译的轮廓和细节都真实地带到人们眼前的同时，进一步探讨朱生豪在翻译中尊崇中国文化的传统，采取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注重译语读者的审美取向的文化立场，从而论证翻译者的文化立场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及主流社会文化规范会在特定时期作用于译者的翻译行为。朱生豪的翻译成为他自己对莎剧的一种解读他不懈地致力于不同文化交流的生命历程，有助于我们在他们展示的宽阔的文化视野中，更深刻地领悟到翻译的真谛所在。
来自浙江师范大学的高玉教授提出了翻译文学的“二重性”问题。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翻译文学称为“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作者是由原著者与译者共同构成的，译者拥有著作权。文本是中文方式的，具有中国文学性。读者也是按照中文的方式来阅读的，其意义与价值深受汉语语境的制约。翻译文学具有“二重性”，既具有外国文学性，又具有中国文学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研究生吴画同学发言的题目是《从林纾的翻译活动看译者的道德选择》。人类文化的交际与互动以价值观、道德伦理为基石。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活动，道德伦理的选择贯穿了整个翻译活动的始终。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道德规范，它重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翻译伦理的探讨必然要涉及到各个翻译主体之间的关系。她以林纾的翻译活动为个案，分析在同一道德体系和不同道德体系中的伦理模式和价值观发生冲突时，译者是怎样来协调的？译者的道德选择过程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以及译者的道德选择对译者的翻译主题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又有何影响？其研究意在一种综合的道德选择模式下分析译者动态的道德选择过程，提出一套可供译者参照的道德选择标准体系，这有助于提高译者的伦理道德意识，并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更合理的预测。
14日上午首先发言的是来自四川外语学院的廖七一教授，他以鲁迅的《域外小说集》为例提出了翻译研究的历史语境化问题。翻译文本的研究以客观事实和历史材料为基础进行描述，要力求避免主观臆断，更要避免当下意识形态的左右。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当下政治意识形态的评价能否合理地延伸到对鲁迅和其《域外小说集》评价，应该有相当大的讨论空间。对鲁迅《域外小说集》的评价只能在当时的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中进行，而不能从后来鲁迅的政治评价中寻找基点。深入研究《域外小说集》可以发现，《域外小说集》是周氏兄弟一次不成功的翻译尝试，由于小说的主题的现代意识、叙述的抒情化、语言的复古和艰涩以及“硬译”的翻译策略，再加上不成功的赞助包装，一出版便遭遇读者缺失的尴尬，其中体现出来的翻译理念，不仅周氏兄弟自己没有坚持，更没有成为主流的翻译规范。
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研究生郑晔以翻译家鲁迅的伦理观为个案来研究译者伦理对翻译伦理的操纵。“文化转向”之后，“翻译伦理”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热门领域。“翻译伦理”这一概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提出之后，中西方译界学者对翻译伦理的研究从未停止，并且愈演愈烈。目前对翻译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后来切斯特曼提出的五个“翻译伦理模式”：再现的伦理模式、服务的伦理模式、交际的伦理模式、基于规范的伦理模式和承诺的伦理模式。郑晔同学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中西方学者在研究此领域时，对“翻译伦理”和相关术语使用混乱，因此首先对中西方的翻译伦理研究做了文献回顾，同时理清了几对易混淆的术语，即伦理与道德、翻译规范与翻译伦理、职业伦理与译者伦理，并对“译者伦理”做了较为清楚的界定，为研究译者伦理和翻译伦理的关系做概念铺垫。接下来还以中国翻译家鲁迅的伦理观作为个案，对他一生经历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的翻译活动做描述性研究和对比研究，分析鲁迅的译者伦理如何操纵翻译伦理。郑晔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对翻译伦理具有操纵作用，但对职业伦理不存在操纵现象。她期待能够对彻斯特曼所提出的“翻译伦理”做出相关的些许延伸研究，从而丰富翻译研究的伦理学视角。
北京林业大学的朱红梅老师对鲁迅翻译思想做了深刻研究，从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鲁迅对中国旧文化“铁屋子”的毁坏，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还反映在他的翻译思想中。他所倡导的“直译”乃至“硬译”，目的是引入外文的句式与用语，以一种汉唐气魄打破“本国语中心观”，盗取国外先进思想之火，并以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精神和力量，带动汉语的改造，让中国人拥有新型的语言，从而带动思想的改造。他是要以语言的革命，引发思维的革命，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
来自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蓝红军博士发表了题为《理性的反拨与传统的扬弃——论钱钟书翻译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观点。钱钟书是中国译论史上一个不可能绕开的人物，其“化境”论在译界如雷贯耳，无人不知。钱氏的译论作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一个角度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将之和傅雷的“神似”论一起合称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神话说”。虽然我们在讨论中国当代译论时，经常称引钱氏之说，但译界对他翻译思想的讨论似乎与他对中国译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不成比例，且对他翻译思想的探究过于局限于对其“化境”是“翻译标准”还是“翻译的理想境界”的争辩。蓝红军博士了探讨钱钟书翻译思想之所以形成的哲学基础：西方哲学对他的影响以及他的接受与批判；中国传统哲学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以及他对传统哲学的继承与反思。
上海师范大学的陈纳代表也就专业术语的翻译以及双语教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亟待解决的是专业术语的翻译问题。翻译理论有对等问题。术语是所指，要有定义，而且定义非常明确。问题出在能指，能指在中文和其他语系里的意思不一样。弄清术语对翻译工作是有意义的，对这个问题有深入认识也就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术语，从而更好地认识文本，因为对翻译来说，原文的文本和语境是灵魂，是最根本的东西。
通过三个半天的发言，众学者对自己感兴趣的翻译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研究翻译转向的理论问题；对近代翻译史、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对作家、作品的译介问题；对翻译与中外文学的关系；对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对翻译研究的多元视角等等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和新见解。相信通过此次较为全面、深刻的研讨，中国的翻译水平、翻译理论以及翻译范围等诸方面都将有大幅度的提升和扩充。
综述：欧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