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林森：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再思
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向来是中国比较文学界探讨的问题。这是推进我国比较文学关系发展的一个支撑性领域，也是本学会取得最具实际性意义的领域。在我国比较文学发展的30年中，无论是理论研究的拓展，还是研究方法的探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被评价为是真正体现了我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和成就的领域。作为我国比较文学复苏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已经载入史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且研究方向呈现出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势头。无论是从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讨论，到中外文学的文学发生学的建构……所有这些成就，都表现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无可取代的重大的作用。虽然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这三十年来我国比较文学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对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整体看法已经历史性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新世纪文化转型期也为中外文化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层面和新的契机。我们应运用已有的历史条件，对已有的成果进行咀嚼消化，对已有的研究方法理论进行反思、选择，过滤、去伪存真，为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创造新的局面。
周宁：反思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前提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的发言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介绍了钱林森教授带领下正在进行中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编纂情况，给予了极高评价。周教授将大会发言更多地侧重了讨论与交流，想更多地提出问题供大家讨论。譬如：什么是学派。学派的成立，与“前提”有关。一流的学问提出问题，二流的学问回答问题，三流的学问提供资料。中外文学交流史的“思想结构”应该是什么，是周教授提出的问题。而思想结构的明确和与问题域的转换，标志着真正的研究的自觉。他认为，不同研究问题的出现与转换，关键意义在于它如何以专业的方式介入现实问题。要比别人“多半步”。
葛桂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三十年
文献史料、问题域及阐释立场，构成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学术话题。比较文学在中国复苏、拓展的30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在理论探索与研究实践方面取得了坚实的成果，在学术研究的深入、研究方法的反思、研究范式的变革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其中在国别语种文学交流史研究、文学文本的跨文化译介与传播研究、作家与异域文化及文学关系研究、作家作品里的异域题材及异域形象研究、异域文艺思潮与本国文学关系研究、编年史与总体交流史的撰着诸方面，收益颇丰。“文学的发生学”研究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文学关系研究的跨文化对话理论、“乌托邦”异域形象的研究理念、个案研究的多边文化视域等涉及中外文学 关系研究的方法视角，亦产生较大反响。在迄今为止的30年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已刊行了几套有重要影响的丛书、300余部学术论着，以及数量更多的研究论文，还有1300篇博士、硕士论文。这些丰硕成果，被学术史家视为真正“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的特色和成就”，作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以显着、厚重的篇幅载入了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册。为有益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健康持续发展，未来数年内仍应该在（1）文学关系的史料学研究；（2）文学关系原理方法的总结与推广；（3）具体学术个案研究的深入考察；（4）国别语种文学交流史研究；（5）中国文学与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及影响研究；（6）区域文化视野里的文学关系研究，等几个方面推进本领域的学术研究。
车槿山：从作品到文本——谈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维度
近年来中外文学关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是最有说服力的成果。在这方面许多学者已经开始了有力的尝试，包括理论的思考和实践的探索。本文曾经在法国出现并且盛极一时的文本理论作一简单介绍，在此基础上粗浅地介绍下它在文学关系研究中可以利用的潜在可能性。譬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演变。但在利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对目前的观念和方法以及研究取得的成果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警惕。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不能仅仅满足于实证研究和影响研究。这方面也需要深化和超越。
李明滨：文学交流史可以和文化国情学科相辅相成
李老师在参与由钱林森教授主持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编纂中，负责中俄这一部分，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要写清楚中外文学关系史，重点应该放在“交流”二字上。从内容来看，有资料、作品的交流，还有人员交流。但是交流的两端，到底应该到何种深度？两端是否还要单独成篇？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否则交流史的内容会无限膨胀。所以建议钱老师，将来在这套书系完成之后，两端的内容可以用别册继续推动一下。
张弛：论比较文化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激发与深化
文学是文化的产品之一。不同的文学之间的差异源于其文化的差异。
文化分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大体上对应人类所面对的三个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人有自由意志，有思想，有主体意识，有目的性。而这一切，都可称为观念，其表现形式便是宗教、艺术、哲学、价值观、历史观、政治观等等。各民族文化之差异，很大程度上乃是观念体系之不同；其历史发展的景观与程度之差异，亦是由之而导致的。观念既可以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血脉，也可以凝聚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且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是非观和价值观，甚至包括政治观、历史观、人生观、审美观等等。
一个国族通过艺术完成其自我认知、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义。在文学中，一个种族——这里是指一个语言共同体——面对自己的雄心与绝望。我们会从中发现它与自己的谈话，它与它者们的争执，它的内在思想和外在经验，它的隐私思想和它的公开言论。
如果说比较文学的建立是适应了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之需要，那么我们所从事的比较文学实践，就需要有清醒的文化意识，而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在比较文学的发展因为理论支撑的制约而处于瓶颈状态的时候，引入比较文化将会给比较文学的学科创新带来新的契机。
董晓：关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影响的一点思考
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总体上呈现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对俄罗斯及苏联作家的借鉴与接受，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对俄苏作家的接受过程中，又呈现出一些规律性现象。对这些规律性现象的思考与总结，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文学影响研究的理论总结，也是有助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入把握的。概括20世纪俄苏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可以发现，影响的产生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原因：第一是社会历史背景，或曰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原因。比如，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影响基本上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不是《静静的顿河》，而是《被开垦的处女地》成为对中国作家影响力最大的作品。左翼文学对苏联文学的接受、中国十七年间主流文学对苏联文学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接受，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情况。第二，是缘于作家主体意愿的艺术探寻。曹禺对契诃夫的借鉴、巴金对屠格涅夫的接受、路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借鉴、秦牧受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影响等等，均是很好的个案研究的例证。而在这些中国作家对俄罗斯及苏联作家的接受过程中，又着实发生了诸种变形与失却。这是我们做影响研究所不能忽视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将能够说明，中国现当代作家获得了哪些足以促成中国文学发展的精神资源；同时又丢失了哪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产生了哪些遗憾。
汪介之：论中国文学接受俄罗斯文学的不同取向
伴随着20世纪历史的变动，中国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在不同阶段显示出不同的摄取侧重和价值取向，先后经历五四时代对19世纪俄罗斯的现实主义、“为人生”的文学的吸纳，30—50年代前期对苏联革命文学、日丹诺夫主义的移植，50年代中期对呼唤人道主义的“解冻”文学的译介及紧随其后的对“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自80年代中期起对“回归文学”的引进，90年代以来为恢复俄罗斯文学史的完整画幅而进行的补充接受和重新评价，以及对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当代文学的接纳。这一漫长而曲折的接受史程，既不断刷新着国人心目中俄罗斯文学的原有图像，也折射出接受者民族的历史传统、时代氛围、文化心理和现实需求，还透露出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某些重要规律。
刘亚丁：谈《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出版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共五卷。今天要介绍的是哲学卷。2006年本套书开始推出哲学卷。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出版社出版。
刘亚丁认为：哲学卷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体系宏大，线条清晰、独具只眼、梳理脉络，靠近源流
产生这本文化大典的原因，主要是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高潮。而它存在的意义在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他者的眼光。
但是此卷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脉络不够清晰。其二，儒家的词条比较详备，而佛和道的就略少一些。其三，有些旧的条目因着时间原因已经消逝。
刘阳：克罗德·罗阿与中国
作为一个具有特色的作家，克罗德·罗阿是不属于当代的文学流派，有别于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和新小说派作家，是一个遵循法国现实主义传统，不断探索文化奥秘的作家。他一心想以写作来启发人们的心智。在近七十年的文学生涯中，罗阿笔耕不辍，以题材丰富的作品、清新流畅的风格，在法国文坛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罗阿在中国尚未得到大量介绍，只有少数研究者独具慧眼，对罗阿作了初步评价。江伙生翻译了罗阿的几首诗并且对诗人作了简要介绍，钱林森在《法国作家与中国》一书中，分析了罗阿关于中国小说《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的评论。我们认为，罗阿不仅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中法文化交流中也有杰出贡献。因此，有必要对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探讨罗阿是如何与中国文化结缘并且探索和弘扬中国文化的。
车琳：马拉美与中国古典诗歌
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马拉美是佼佼者。他的诗歌与中国的“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身上中国气质浓郁。究竟这是巧合还是有深层沟通？车琳主要从几个方面：不同语境、间接影响、和而不同进行了分析和解说。并最终认为马拉美的诗歌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会通。
牛竞凡：跨文化视野中的程抱一法语诗歌创作——从词汇创新与意象融合的角度探析
程抱一在法语诗歌创作中，对法语词汇的“汉语式”的组合以及意象的并置和剪接，体现了其对语言、艺术形式的创新意识和中法文化融合的自觉追求。他努力寻找两个文化传统的契合点，尝试着两种艺术的联姻。在同一首诗中，我们往往可以读出不同的文化信息和文学意境。这是他作为跨语言、跨文化写作者的重要特征和其诗歌创作的独特之处。
肖淑芬：中日文化史上的“鉴真现象”研究（”Jian Zhen Phenomena” in China-Japan Culture）
在中日文化的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鉴真现象”。
“鉴真现象”缘发于一个史实。鉴真（688～763）扬州人，著名的佛学大师。从743年至753年，他曾先后六次历尽艰辛东渡日本，前五次失败，最后一次得到成功，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而后执掌奈良昭提寺。因为这个史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的意义，于是，近一百年来，在中日之间就出现了“鉴真现象”，主要包括：
其一，“鉴真东渡”引起了史学研究的重视，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关照对象——鉴真研究，日本两国的史学者都有重要的研究著作问世。
其二，宗教界的鉴真研究。中日两国的佛教界人士近一百年中以鉴真的名义相互造访几十次，为相互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其三、文学创作领域的鉴真关注。以鉴真东渡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中日两国都有佳作，尤其是井上靖的长篇小说《天平之甍》更成为文学经典。
其四，在艺术领域的强烈反响。日本的话剧《鉴真东渡》、中国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两国间掀起了观鉴真的热浪。
其五，雕塑领域的突破。上个世纪日本国派人护送鉴真雕像回扬州探亲；今年6月20日，中国扬州代表团又向日本奈良赠送鉴真雕像。雕塑的工艺和运输设计都达到了国际水准。
其六，在旅游方面的影响。前不久，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时说，扬州大明寺里鉴真的塑像前有一盏永远不灭的长明灯，象征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长存的。一时间，在两国间掀起了观鉴真面前的长明灯的旅游热浪。
总的看，“鉴真现象”的出现首先源于中日两国人民对鉴真这位友好使者的深厚情谊，至今这情谊已经凝聚成了“鉴真情结”。其次，是跨文化的时代精神使然。“Cross-cultural”,即“跨文化”，是20世纪以来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术语，其核心内涵是打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隔墙，在不同文化间穿越。鉴真精神鲜明的体现了今天的时代精神，所以他才在各个领域都受到关注。最后，“鉴真现象”的出现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王一丹：跨越东西方的诗歌之旅——谈波斯诗歌经典《鲁拜集》的英、汉翻译
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3）是十一世纪波斯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的四行诗集《鲁拜集》因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爱德华·菲兹杰拉德的英译而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广受欢迎，并由此被翻译成世界上几十种语言广为流传。在中国，早在五四时期，也是经由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鲁拜集》由胡适、郭沫若等人译成汉语，并由此引发了当时知名诗人之间的一场有关诗歌翻译的热烈讨论。从20世纪20年代迄今，以英译本为底本译成汉语的《鲁拜集》已多达20多种。
中国与波斯虽然同处世界的东方，但《鲁拜集》这部波斯文学的名著，却首先是通过远在西方的英国翻译家、作为英语文学的名著而被介绍到中国、获得人们的喜爱和欣赏的。从1859年《鲁拜集》第一次由菲兹杰拉德译成英语出版，到1919年《鲁拜集》中的一首诗第一次由胡适翻译成汉语，60年间，《鲁拜集》经历了从波斯到英伦、又从英伦到中国的漫长的旅行，在这个辗转跋涉于异文化国度的翻译过程中，《鲁拜集》失去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作为一位文学翻译家，菲兹杰拉德使《鲁拜集》走向世界，功不可没，但是一直以来，他的过于自由的、不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又常引起评论者的诟病。菲兹杰拉德的翻译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怎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中国五四时期的翻译者们，又从菲兹杰拉德的译文中汲取了怎样的精神营养？本文拟以《鲁拜集》的波斯语文本为依据，对照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和胡适、郭沫若等人的汉译，分析文学文本在翻译过程中发生的再创造抑或文化误读现象，深入探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翻译者对所译作品的文化内涵的取舍，以及这些取舍的意义与缺憾。
唐利群：中国现代作家视野中的意大利文学——以邓南遮在中国的接受为中心
我国对意大利文学的研究，远没有英法美俄等国家那么广泛。但仔细研究会发现，我们对于意大利文学的翻译作品实际上也相当多，对于意大利文学有着相当程度的关注。邓南遮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接受，中国文人在不同时期凸显的邓南遮的不同形象，其中的内在逻辑，跟中国的本土情境，跟中国文化思潮的变更和接受者的文化思想倾向都有关系。
冀爱莲：别发印书局与中西文化交流
在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史上，印书馆、书局等出版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它们将文化以文字的形式批量向固定的受众发行，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搭起一座文化播撒的桥梁。中国近代印刷事业的中兴与欧洲列强的入侵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将耻辱带给中国人的同时，也将欧洲先进的印刷工具、管理体系及印刷文化带进了国门。由于中国的禁教政策，西来的传教士在19世纪前期的活动场域主要集中在南洋一带,别发洋行就是英商在新加坡设立的一家洋行。
19世纪后半期，随着英帝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上海成为中国印刷事业的中心。别发印书局英文名为Kelly & Walsh Limited,1870年成立于上海，负责人为施露、顾露弗，是别发洋行的分公司,上海第一家主营西文书的公司。自创办伊始，别发印书局就有科学的销售和发行网络，它借助英商的势力在世界各地创立了发行所。庞大的发行网成为别发洋行盈利的主要手段，大大增加了别发洋行的收入。作为一个纯利性的机构，它的目的自然是通过出版一些中国文化的书籍，来满足部分外国人的猎奇心理，同时它不断地将中国的文化向国外传播。
在别发印书局出版发行的作品中，以下书系令人瞩目。一个书系是在1876年开始出版发行的《十九世纪关于中国的书》（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oks on China）。另一书系是1937年开始出版中国国际事务委员会主编的《政治经济研究》系列（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in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别发印书局还出版发行了好多期刊杂志，《年终报告及年终预算》（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and Budget for the Year Ended）；《中国医学传教士杂志》（The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喋喋不休》（The Rattle）。还不定期地发行过《〈中国评论〉目录和〈8世纪远东问题〉笔记》（Index to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8C Queries of the Far East）。这些刊物的发行为中国文化的向外播撒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刊物是通过他者的眼光审视中国，难免偏颇，而对此类偏颇的研究恰恰可以透视他者之镜中的中国印象，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异者的参照。
另外，别发印书局大量印发了汉学家的著作，翟里斯，理雅各布、卫里贤等都是它青睐的对象。此外，辜鸿铭、林语堂、温源宁等学通中西的大家的西文作品或译作也都出版过。对此类作家的关爱与推崇，印证了它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摆渡者身份。
在欧洲文化优越论盛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别发印书局能以平和略带几分景仰的目光大量发行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书籍，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壮举。相比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学界研究的热点，对别发印书局的研究至今还没有一篇论文，此文立足于对原始资料进行基础性的搜集与整理，若能做点工作，也算有所收获。
综述：于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