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小组讨论侧记
10月12日下午，逸夫楼第一会议室举行了比较文学第九届年会“跨文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分组讨论会。
首先，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十七年”文坛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言说。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他借鉴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范劲博士最近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新实证主义”。传统实证主义要言说、证实一个现象实实在在的存在，而“新实证主义”则要探讨为什么言说，怎样言说。方教授即通过对“十七年”文坛绍介、言说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具体情形的梳理，揭示出不同年代的言说态度、特点和原因。
北京语言大学的赵冬梅副教授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小城”文学的视角。她以当代台湾文学中那些以小城为故事发生背景的小说为研究对象，由其中部分作品的回忆视角，推衍出这些小说的叙事结构中所共有的基本要素，即今与昔、现代与传统、都市与乡土对比的二元模式，分析了这组二元模式同当代台湾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小城”既存在于叙事之中、又独立于叙事之外的象征功能、时间功能、审美功能，以及小城所具有的诸种功能同叙事结构中那组二元模式的关系，并由小城不同于都市和农村的社会、生活场景和文化特性，突显小城叙事之不同于都市小说、农村题材的乡土小说的独特性。
巴黎第三大学的张寅德副教授另辟蹊径，试图通过接受与主题的双重渠道，比较了两份杂志——白先勇等六十年代初创办的《现代文学》和三十年代的施蜇存主编的《现代》。施蛰存的《现代》展现了与大都市现代化同步的接受美学。只要代表一种新生的活力的作品，都在这份杂志的选择范围内。而《现代文学》则显露了战后特有的时空意识和主体意识，它代表着一种与社会现代化格格不入的现代主义美学，即不是拥抱“现代型”，而是反抗性的现代主义，他们的创作、翻译的目的是对都市化的反动，主要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文明荒野感”，对现代主义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位。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对同一个西方的接受的异同。
提到“现代性”，西南交通大学徐行言教授发现，中国现在文学历程中的“现代性”，大致经历了五四之前到五四审美与启蒙现代性的交融互动，到革命文学时期消解了审美现代性，也改变了启蒙现代性的内涵。时至现代，“现代性”泛滥，似乎形成了对“现代性”的另一种谋杀。这就造成了“现代性”复杂化，无人能准确定义解答的原因。范劲博士认为，现代，即对当下的描写，它是一个空位，一个不断替换的过程，怎么填写都行。
南京师范大学杨洪承教授对中国文学社群文化生态与心态作了分析，现代中国文学社群作家聚散分合的心态与地域、教育、政治、经济四大现代文化生态形成了整体性互动关系。这是一种社团流派“文化场域”的透视，从而立体地考察作家人与事活动的聚散成因，作家创作心理的背后表现出的群体文学倾向和文学风格等等深层的主客体复杂因素。清理现代文学社群的“生态”与其作家的“心态”关系网络的线索，有助于探寻其内在的生命纽带。
接下来，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管恩森副教授作了题为“林语堂‘异教徒’称谓辨析”的发言。林语堂曾经自称是一个“异教徒”，这一称谓曾经为许多研究者所误解。管教授通过对林语堂“异教徒”称谓进行辨析，说明林语堂自言“异教徒”并不代表他曾经是一个真正的异教徒，而是表明了他信仰追求的一种独特思考，一种对灵性信仰的追求和换位思考的姿态。林语堂自称“异教徒”的时期，正是他对中国文化重新学习的阶段，这样的称谓代表了他先理解后信仰的文化自觉状态。通过对这一称谓的辨析，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林语堂的信仰实质。
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葛涛以鲁迅、老舍、巴金为中心，研究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但丁的接受与转化。他指出，但丁及其《神曲》为20世纪中国文学树立了“灵的文学”的模板，一些作家受到影响在创作中致力于刻画国民的灵魂，批判落后的国民性。但丁在《神曲》中体现的基督教思想和以俗语进行创作的方式对中国作家都产生了影响。
郑州大学副教赵艳花以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小说为例，研究了困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男性作家心态呈现。华东师范大学吴敏副教授吴敏为我们介绍了台湾黄春明小说与韩国电影的改编。浙江理工大学的丁世鑫老师做了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探源。台湾中山大学陈艳姜副教授谈了疯狂，福柯和黄凡的小说。
讨论会气氛热烈，主持人高旭东教授期间作了精到的评议，各位学者也对多个话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提出了一些问题，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指出了一定的方向。
综述：张思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