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明对话与交际”圆桌会议侧记
14日上午8：30举行了以“跨文明对话与交际”为主题的圆桌会议，高旭东教授，李正荣教授担任主持，李正荣、王立、魏崇新、罗贻荣、江玉娇教授，尹锡南、戴前伦副教授和周乐诗编审分别作了发言。
李正荣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刘勰的“符”与索绪尔的“signe”》。发言分别梳理了“signe”和古代汉语中“符”两词的语源，在承认西方符号学自具体系的基础上，指出两个概念的相通之处，并讨论了《文心雕龙》对“符”在这一概念层面上的运用及意义。《文心雕龙》以“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表述“文”之生成语过程，以“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表述解读“文”和研究“文”的过程。前一个过程结束的地方，正是后一个过程开始的地方，这个地方便是刘勰著述《文心雕龙》的关节点：“符外”。通过全面关注这个“因内”而生成的“符外”，刘勰顺势发现了与“文”相关的种种语言符号体系。《文心雕龙》全书显示出的语言符号体系是多层次的。从显性角度看，全书有多处直接提出了“语言符号”的概念，并明晰地讨论了“语言符号”产生的过程和通过语言符号呈现思想和解读思想的过程。同时，由于刘勰在整个论述过程中始终坚持他的“语言符号”原则，这个原则作为一个始终潜伏的线索，使刘勰的述论掌控在十分符合思维逻辑规律的状态之中，因此使这部著作，表现出千古绝响的特色。李教授围绕刘勰《文心雕龙》的显性的语言符号学思想，对如下方面进行了重点讨论：1、刘勰使用的“符”概念和索绪尔符号学“符号signe”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刘勰的符号学思想使《文心雕龙》的论述呈现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思维科学精神。3、刘勰语言符号学的“过程”理路。4、中国语言传统中的“符”。5、刘勰《文心雕龙》中“符”的多重用法。6、《文心雕龙》语言符号体系命题。点评认为，李教授的发言为我们对《文心雕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尹锡南副教授的发言题为《从流亡到移居——芭拉蒂·穆克吉的跨文化书写》，介绍了印裔美国著名作家芭拉蒂·穆克吉的生平，指出她创作的三个分期（自动流亡，移民定居和移居）及各个阶段的主要作品，结合创作分期分析了作品中流亡和移居意识的体现和变迁，展现了其所构建的艺术世界，揭示了其中体现的文化身份，以及对前辈作家（如奈保尔）从模仿到超越的过程。
周乐诗编审以《跨越时空的女性对话》为题目，介绍并评价了丹麦女性主义剧作家杰森的近作《中国的鬼魂》，这是一部与中国相关的女性主义戏剧作品，近期将在丹麦上演，未来尚可能来到中国进行交流演出。杰森通过两个女鬼对前世受压迫的不同反应，展示了女性在今天的不同思考和选择。这部戏剧融合了中西文化，体现了作者寻求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女性之间跨越时空的相互对话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杰森的身份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她既是女性主义剧作家，也是一位行为艺术家，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她的剧作呈现出独特的风格面貌。由于时间因素，周编审对介绍内容进行了压缩，但依然引发了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
戴前伦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印跨文化视野的心灵对话—泰戈尔“人类第三期世界”与徐志摩“康桥情结”比较研究》，关于东西方文明的关系及其走向的问题，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与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有一场跨文化视野的心灵对话，戴教授发言的主题正是围绕他们的观点展开的。泰戈尔于1924年4月来华访问，徐志摩十分崇敬泰戈尔，在泰戈尔访华期间担任翻译。泰戈尔在访华的多次演说中阐述了他的“人类第三期世界”思想：即东方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要以复活的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而徐志摩的观点与泰戈尔恰恰相反，这反映在他的“康桥情结”中：他向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希望以民主的西方文明来拯救专制的中国社会。针对这两种观点，戴教授认为，泰戈尔“人类第三期世界”的观点至今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这个观点过于理想和偏激。因为从公正的视角来看，不能说东方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更不能说东方文明将战胜西方文明。徐志摩的“康桥情结”发现了西方民主对中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但徐志摩认为西方民主可以取代当时中国的专制，也同样犯了理想化的错误。因此，我们既不能盲目走进泰戈尔的“人类第三期世界”，也不能沉迷于徐志摩的“康桥情结”，而要吸收西方文明的合理元素，革除东方文明的不良因子，构建一种中西合璧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系统。
王立教授的论文题目是《20世纪主题学研究基本描述及价值定位》。20世纪主题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可分五阶段。综观20世纪最后20年主题学研究，有如下几个倾向：1、比较文学复兴即新方法论的启迪，使主题学焕发了勃勃生机；2、民俗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普及深入，对民国学者论著延伸拓展，结合主题学方法得以继往开来。3、主题学的超个案、跨文类研究，已不限于王昭君、包公、等人物母题研究，已不限于纯文学题材作品，而进入到叙事话语模式、乃至本文接受史和阐释增殖史的动态综合研究，体现出国别文学主题学研究的本土性、开放性、多维多重性优势。4、中西、中日、中印等跨文化主题研究，与国别主题学相映照，反映出中外比较文学需要国别主题学研究成果为前提、为基础，而显示出后者作为本土文学研究的积累尚明显不足。主题学研究价值体现在，首先，主题学方法对现有的主流派文学史――个案集锦式结构体例，乃至断代的分体裁门类的文学史有根本上的突破。它展示的不是既有作家作品编年集锦式鉴赏评价，而尽可能是一种动态发展链条上真正的文学本体图景，近乎历史与逻辑、审美和文化的综合性研究。其次，它有利于打破文体研究各自分隔的局面，其跨文体的优势可补各体文学分体研究之短，从而在更科学的本体层次上把握文学生命树的生成运作本质，将共时（个案、时代）与历时（系统、传统）的研究加以有机结合，有利于更具体有序地了解既往，推陈出新。其三，它有利于将文学史与接受阐释史、心态和文化研究结合互补，突出文学本体，便于同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接轨，由以往多限于点点（作品与作品，作家与作家）、面面（时代思潮、作家流派与群体之间）的比较，逐渐上升为线线（主题史、题材史及艺术思维方式、文化模式等）比较，在较为广博与坚实的起点上，发挥中国比较文学的民族特点或曰优势，从而能将现有的丰厚而具体的研究综合贯通，向新层次上的文学－－文化－－人文综合研究迈进。
魏崇新教授题为《“爱”与“死”主题的中西辉映——王尔德《莎乐美》与欧阳予倩《潘金莲》之比较》的论文，在简要介绍创作背景和传播情况的基础上，将王尔德的戏剧《莎乐美》与欧阳予倩的戏剧《潘金莲》进行了思想主题的比较。如同王尔德之《莎乐美》把陈旧的基督教故事改编成一出唯美主义作品一样，欧阳予倩把《水浒传》中淫妇潘金莲的故事改编成一部女性追求自由之爱的剧作，在为潘金莲翻案的过程中，把这一故事推陈出新。两个剧作表现的都是爱与死的主题。莎乐美满怀激情亲吻着已死约翰的头颅，最后因爱而死，爱与死在这里已不可分割，死是爱的最高体现，这情景与潘金莲面对武松屠刀时所抒发的狂热之爱如出一辙。不过，莎乐美对约翰的爱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带有宗教殉身的意味，王尔德通过莎乐美的爱所表现的是抽象的爱的哲学与唯美主义的创作理想；而在欧阳予倩的潘金莲那里，爱与死是潘金莲作为一个觉醒了的女性的最主要的特征，其中表达的是反封建的主题，反映的是深受封建礼教重压下的女性追求自由之爱和独立人格的历程。高旭东教授对魏教授的发言体现出的广阔视野给出了很高评价。
墨西哥学者Liljana教授通过大量生动有趣的例证，深入探讨了语言翻译中的跨文化尴尬。语言翻译中意义传达的障碍和由此产生的尴尬，往往不是翻译技巧层面上的问题，而是不同的文化语境之间不能有效沟通的结果。因此，对西方的翻译者而言，积极开展跨文化交流的实践，超越西方传统文化语境带来的前认识的局限和影响，真正深入了解汉语言背后的庞大文化语境，并将之渗透在翻译实践之中，无疑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尚有许多任务等待完成。她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兴趣和极大热情，围绕翻译中的跨文化交流和具体操作方式这一问题进行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多种翻译应齐头并进，文化翻译的问题应得到深入思考，应通过对自身语境的深入理解来提高译者素质等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设想，并且达成了期待交流，共同发展的共识。
罗贻荣教授以《小世界》与中国学术界的变迁为题，谈及了戴维·洛奇的中国接受。他分析，中国读者喜欢戴维洛奇的作品的可能原因，并指出，中国对洛奇和《小世界》的接受必定与英国或西方有不同，甚至很大的不同。首先，大部分中国批评家对《小世界》的理解都是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读者也和出版商的广告语那样将此书看成“后现代小说的范本”。但在西方，对它作后现代解读的批评家不多见，它主要被看成校园小说和幽默小说。究其原因，是九十年代我国“后现代”思潮风头正劲，出版商又趁势推波助澜。而英国或者西方，《小世界》出现的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已开始衰落。其次，西方有评论家将戴维·洛奇的小说（包括《小世界》）看成“对话小说”，即表现各种常常互相冲突的声音、风格和形式，并不提供一个最终结论的小说。洛奇80年代开始接受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对话性是小说的本质，这是他创作对话小说的原因之一。按这种理论，《小世界》中的后现代主题和技巧，只是对话中的众多观念或者形式中的一个。这种小说也涉及跨文化对话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的比较文学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但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足够的关注。再次，洛奇是当代英国天主教小说的主要代表之一，但在中国很少有人将洛奇看成天主教小说家。另外，《小世界》有没有对中国学术界的变迁和中国学者有没有影响，还没有条件作定量分析，但《小世界》至少见证了中国文学学术界的变迁。
江玉娇教授通过介绍T.S.艾略特诗学理论在中国研究的回顾和修复情况，来重新探讨艾略特诗学理论的溯源。首先她对T.S.艾略特的诗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1）艾略特在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中第一次提出“非个性化”理论，在“哈姆莱特(1919)”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客观对应物”，在“玄学派诗人(1921)”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情感统一说”；（2）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和“客观对应物”是受法国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学批评审美理想以及来自反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提出来的。其次是艾略特诗学理论研究的修复情况：（1）艾略特的这三个核心理论源自其哲学思想，并在其哲学博士论文中首次被提出，其渊源主要来自柏拉图“理念”思想中“智性”要求和布莱德利“认识论”中“直觉经验”思想的影响；（2）后来，艾略特借用这三个哲学理论到诗学批评，其目的是让诗学承担起哲学使命，为在生命之轻中漂泊辗转的现代人重新寻回生命的根基：“诗学的道德准则”应为建立“基督教社会”服务。江教授的理论探讨深入而全面，也激发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兴趣。
综述：杨风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