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视野” 小组讨论会侧记
后现代的精神关怀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精神、安全和健康。比较文学提倡跨学科研究，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就讨论过灾难与文学治疗的问题。
四川大学教授徐新建从灾难、治疗的多元文化审视中提出了成人与救治——关于文学的人类学讨论问题。他将文学作了区分，把迄今为止的文学二元化， 一种叫神性文学 ，就是具有神圣性的文学 ，其他文学叫做世俗性的文学。他认为被“现代性”包裹的人类正在成为一种病体；经由具有神性的文学之路，或许能够获救。
以人类学的哲学面向来看，人是未完成的生命，因此不仅是to be而更是becoming。这里的“人”既指全体亦指个别。
人类学研究人。这是一种两向的行为。此中，人不仅是自己的对象而且也是主体。于是人类学的研究便既是考察也是反思和呈现：通过研究了解自己、发现自己，并且呈现和完成自己。
由于这种特性，人的一生就可总结为成人，即Becoming human。
怎样成人呢？受两层因素决定：本能、遗传，加上环境、文化。二者互补，导致人各有异。其中，所谓文化即包括了以表述和被表述为特征的文学。
文学表现人，是使人成为人的方式和路径。无论是想象或纪实、是通神的仪式抑或是世俗的书写，也不论创作还是接受，从人类学观点来看，在迄今能被追溯的历史经验里，文学已体现为人类生命的普遍属性：写“我”，看“你”，观“他们”，人类始终生存在表述与被表述之间。
历史没有终结，人类尚在形成。带病的人类或许死亡或许获救，后果取决于前因。面对尚未呈现的明天，选择还有可能。对此，作为人类投影般的自画像，文学将继续追随。只不过由于地区、岁月和族群的区分，人类的投影千差万别。因此退后一步看，若要反观和理解这些不同投影与画像并希望从中择优选择，便还需要比较。当然，这种可称为思辨或学术的行为，亦可再次使人成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中祥向我们介绍了哈萨克族巴克思的治疗仪式以及哈萨克族巫师——巴克斯的演唱功能。和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哈萨克族巴克思的治疗仪式不仅仅只有仪式，而是这位艺人的治疗是要通过歌声，用自己的歌声和舞蹈把他整个的宗教过程完成。
巴克斯（Baksi）是哈萨克（Kazakh）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演唱者和传承者、主持献牲仪式的司祭、预言吉凶祸福的占卜者、驱邪治病的行医者和古老部落的首领。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巴克斯只是驱邪占卜的巫师，实际上并非如此。巴克斯不但是祛病的行医者和逢凶化吉的巫师，而且还是能说会唱的民间歌手。正如国际萨满学研究会主席、匈牙利国家科学院研究员米·霍帕尔（M.Hoppal）博士在对中亚、东亚和北亚的萨满进行调查分析之后所指出的那样：“保存民族口头流传神话的萨满，可以说，又兼具有民间诗人、歌手的身份。在中亚的突厥语民族中，‘巴克斯’一词兼称具有治疗疾病神力的萨满和流浪歌手。在布利亚特人中，‘博’（Boo）同时又是说唱神话、传说、叙事诗和英雄史诗的民间歌手。汉特人的萨满不仅主持祭熊仪式，而且还比任何人都熟知歌谣、故事的曲调歌词。”
萨满教认为宇宙分为天界、人界和地界。天界居住的是超人的神灵，人界居住的是平凡的人类，地界居住的是恶毒的鬼灵，而巴克斯是联系人界人类与天界神灵的使者。当遇到人畜疾病、自然灾害、丢失牲畜等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时，只好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神灵。那么，怎样求助呢？他们只有通过人与神灵之间的使者——巴克斯去乞求神灵。巴克斯就要用自己超人的语言去感化神灵，让神灵施展其非凡的力量，达到祛病消灾的目的。为了能让神灵感到强大的震撼力，巴克斯要在库布孜或冬布拉琴暴风骤雨式的弹奏声中，疯狂地舞动，大声地吟唱。随着萨满教在哈萨克草原的广泛传承，这一整套乞求神灵的模式渐渐成为巴克斯的必备基本技能。也就是说，一位称职的巴克斯不但是能弹奏乐器的乐手，而且还是会演唱的歌手。
在哈萨克族民间的最具代表、最有影响的歌手是活跃在10世纪给后人留下了一部由12章组成的史诗和乐曲的霍尔赫特（Korkit）和生活于15世纪为普通大众寻找乐土的阿山·凯依额（Asan Kayghi）。实际上，这两位歌手也是巴克斯。直到21世纪的今天，哈萨克族的巴克斯仍然将霍尔赫特和阿山·凯依额奉为宗师。
演唱是巴克斯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不但要熟练地演唱巴克斯歌，而且还要流利地演唱史诗等韵文作品。哈萨克是一个赋有诗意的民族，能歌善舞是他们的天赋。孩子出生时要唱喜庆歌，老人去世时要唱挽歌；他们听着歌声来到这个世界，又在歌声中离开这个世界。一个普通哈萨克族都能歌善舞，何况一位技能超众的智者。巴克斯的记忆力非常好，大都能演唱民歌、叙事诗等民间韵文作品。他们行医时主要是演唱接神祛魔的巴克斯歌，但其中也有神话、传说、史诗和叙事诗等传承于民间的文学作品内容。神灵中包括神话、史诗、传说中英雄人物和本族祖先、部落首领的精灵，要借助它们的威力把病人躯体上的恶魔祛除走。如在巴克斯歌中常常有这样的唱词：“所向披靡的阿勒帕米斯（Alpamis）噢！浑身是胆的库布兰德（Koblandi）噢！附有狼魂的贾尼别克（Janibek）噢！驰骋沙场的卡班拜噢！快显灵吧！快给我力量吧！”这就是要让民间文学作品中英雄人物的灵魂显示威力，把缠绕在病人身上的恶魔祛除走。称职的巴克斯既是民间占卜治病的好手，又是民间能弹会唱的歌手。他们为哈萨克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吉林师范大学教授杨朴发表了精神治疗是文学最重要的功能的见解。他认为，文学的认识、教育和娱乐并非是文学的最主要功能，文学的精神治疗才是文学的最重要功能。文学是抗拒灾难的。灾难是人类群体和个体的永恒情境。当人类群体面临自然和社会灾难，个体遭遇种种不幸，知识、科学和理性都无能为力援助,精神陷于危机和恐怖、焦虑和绝望的灾难情境时，文学便发挥了任何东西都绝不可替代的精神疗救功能，文学的前身如巫师对愿望的相似性模仿，萨满们对天神创世的戏剧表演，世界性的洪水神话对方舟—葫芦救度故事的叙述等，都是文学精神治疗的原型模式；后世文学多是这种原型模式的置换变形。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鹿国治以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为线索提出了网络间性与文学救灾的问题。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又一次凸显了人天关系的永恒叩问。而今天的叩问因为电子时代的网络间性的现实存在而特别具有了深度和广度。网络技术和网络文化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互联网超越了传统的人际、群体、以及民族国家所规定的界限，成为主体间性的新内容。网络间性就是“互网络性”。网络并非单指互联网、广播电视网、邮政网等技术网，更指范围远为广大的一切形态的网络，特别是人与自然的网络。“互文性”已经伸展到了人与自然的层面，这必将冲击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和文明自大等主体建构，而回归于“人是自然之子”的前文明思维，回归于和谐之道的本源状态。乔叟所云“悲剧是灾难性事件”点明了文学与灾难的不解之缘。从口传文学、民间文学到网络文学，彰显着本源性的文学之现实功能，不同于经院学者所钦定的文学。今日的“文学救灾”可以在网络间性提供的现实性基础上，恢复被经院式文学所阉割掉的文学本有的功能。
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柳晓则以越战小说家为例探讨了有关创伤叙事与文学治疗之间的关系。文学研究与心灵创伤相结合，成为国际文学研究的新趋势。从目前国外关于创伤的研究来看，主要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精神病研究学会对越战退伍老兵的创伤后紧张应急综合症的辨识有关。对于创伤给幸存者所造成的影响，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与贝塞尔（Bessel Van der Kolk）等人在研究中发现受到创伤的个体在创伤性事件之后一般要经历如下过程：一、需要回到该事件之中，并设法将各种碎片整合起来以获得对于该事件的理解；二、需要将这一经历糅合到现时该个体对于世界的理解之中，尽管这一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需要用一种叙事语言将该经历描述出来。
正是这种讲述的需要，从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大量的创伤受害者证词的出现。与此同时，这一需要也成了很多当代小说产生的重要源泉之一。凯思琳·L·麦卡瑟（Kathleen Laura MacArthur）认为，创伤小说既是一种表现创伤性重负的方式，也是努力释放这种重负或者说对该事件进行掌握和控制的方式。对于那些亲历创伤性事件的幸存者（或者受害者）来说，这一影响显然不仅仅限于对创伤性事件的症候性模仿，写作本身已经成为理解和控制创伤性事件的途径。本文以当代美国作家梯姆·奥布莱恩的越战经历与小说创作为例，来说明创伤叙事与文学治疗之间的关系。
对奥布莱恩九十年代后的四部作品为例进行分析，揭示出这位作家通过叙事作品的创作力图走出个人创伤的努力。（1）个人创伤的叙事——《他们携带之物品》：表明通过故事讲述走出创伤之艰难。（2）个人创伤与民族暴力的讲述——《林中之湖》。小说中人物叙述者、主人公韦德、与作者奥布莱恩的经历开始发生某种程度的混同。如果说嵌套叙事中隐含作者将韦德个人创伤的叙事延伸到整个民族对这一集体暴行的健忘这一事实，体现的是奥布莱恩这位越战老兵艺术家所具有的历史关怀和对当代美国文化的批判精神的话，那么框架叙述层面中叙述者的建构过程则表明：作为一名越战老兵，奥布莱恩由于参与越战而由此导致的道义上的困惑和精神上的创伤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他力图通过书写证明创伤之存在，并且走出创伤。（3）个人创伤的恢复——《恋爱中的汤姆卡特》：通过塑造齐柏林这么一位极具创伤化特征的人物，而且运用一种滑稽、可笑的叙述声音，我们会发现实际作者是以一种走出了个人创伤的态势在创作。（4）走出个人创伤的叙事——《七月，七月》：以一种全知的叙述方式，利用同学聚会这一极为平常的事件主要展现了十位同学在过去三十年生活中的片段。从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物故事来看，它仍然是一部涉及到鬼魂和回忆、是关于他人乃至整个经历越战一代人的创伤故事的作品。它所展现的正是法雷尔所言的“美国创伤后文化”中的一个略影。
作者并非简单地复制或回忆他在越南所经历的一切。他将自身作为创伤化经历的体验者、他人创伤的见证者以及虚构性文学作品的创造者这几种不同的身份糅合在一起，在记录自己和他人在越南的经历的同时，展现了其卓越的想象力，表现出一种历史、人文的关怀和文化的深度，由此形成了他那集见证、评论和想象性重构为一体的独特的创伤叙事，并且进而证实了文学叙事作品在使得创作个体走出创伤化的状态中所展现的巨大潜力。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教授荆云波和我们交流的是灾难与仪式：国殇日之民族志。内容不仅仅是对于汶川地震灾难的记忆，而是借助这个话题对灾难进行了思考。
国殇哀悼日的仪式主要是由国家官方发起的，如降半旗仪式、默哀三分钟仪式，民众以切实的行动表现出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态度。在此过程中，民众并不是被动的，因为此前网上已经有关于降半旗的民间提议和呼吁，再者，有些志哀是来自民间自发的，比如点烛寄哀祈愿、网络公祭活动等等，国家和民众的互动与交流在这次灾难面前达到了高度的交融状态。这固然与大难中民众需要国家的力量、国家需要民众的支持分不开，也与国家的政策、媒体舆论的导向、传统文化的资源分不开。国家在这次国殇哀悼日中，动用的传统资源恰恰是仪式这种的古老的形式，它所产生的力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谭佳是社科院的博士后，她的发言是与荆云波的专业有相关性的，题目是：隐蔽的救赎与治疗——《春秋》“会盟”的神圣性分析。在她看来，默哀也好，降旗也好 ，也就是官方的一种仪式，通过仪式来让社会人心安稳，甚至起到一种控制、统一的作用。 这样一种作用和这样一种功能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她恰恰讲的是古代的方面，那时的官方变成了春秋的诸侯国，仪式变成了会盟这种古老的仪式。她认为，不同的仪式要放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去分析，仪式成为我们研究社会文化的一个视角。她就带着这样一个大的线索，从“会盟”在《春秋》文本和春秋时期的兴衰变程来看这个时候文化史的意义是什么。
“会盟”是春秋时期最重要的仪式，我们可以看到《春秋》这个文本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经书和史书，它有一种神圣性标志性的东西在其中，而且在这个神圣性之中“会盟”是起着全文叙事的奠基和枢纽作用，通过《春秋》的神性特征起着救赎与治疗的功能 。更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分析会盟，它不仅对于我们认识春秋时期和《春秋》文本有意义，作为一种重大的文化现象，“会盟”的兴衰与功能意义是恰当理解先秦社会发展与转型的重要线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蓓对格萨尔艺人的社会职能进行了初探。
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中，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被视为民间文学的创造者和说唱艺术的传承者，但在现代社会分工体系建立之前，格萨尔艺人有可能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承担着范围更为广阔的社会职能。本文通过分析《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等文献资料中所记载的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统治者以“仲、德乌、本”治国理政的情形，结合田野工作者以及笔者本人对现代社会中某些格萨尔艺人身上仍然遗存的预言、占卜、治疗等能力的调查，并联系各个文明在现代社会分工体系建立之前萨满、巫师集神职人员、政治领袖、医者、歌手、诗人等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的普遍状况，来推断神授、圆光和掘藏类型的格萨尔艺人在其原初语境中所可能承担的多重社会职能。文章同时试图说明，跨越民族文学研究的学科界限，以跨学科的视野关照格萨尔艺人及其特殊的说唱方式，或许可以为格萨尔研究，特别是艺人研究方面的突破取得开辟路径。
在神话里面灾难主题和英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北京语言大学讲师黄悦探讨了有关神话中的灾难主题与英雄形象。
神话作为文学的源头，是神圣性最强的一种文学样式，黄悦深入研究的《淮南子》中灾难和英雄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主题。全世界的各种神话中都存在着类似的英雄主题和灾难叙事，她认为这种灾难叙事并不完全是一种创伤性的记忆，在神话中的灾难主题实际上是与前现代的时间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直线发展的时间观是现代性的一个发明创造，在前现代的文化中这种时间观念是循环的，走到一定程度就会回到原点，因为它认为原点是更神圣的。在这种时间观念之中，灾难被认为是复归于原始的完美的一种契机，这种契机实现的基础是在人类的群体中存在着人类对于灾难的深层记忆。她举例来说明《淮南子》中英雄和灾难的主题是如何建构的，比如她讲述了大禹治水的神话，从而说明了的英雄的形象和灾难的观念是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相关的。
在前现代社会中，神话提供了一种意义参照系，其中灾难主题的反复出现一方面为为不可控制的现实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从而避免人们在危机中陷入恐惧和绝望；另一方面，通过灾难叙事，英雄的权威和地位被建构并不断强化，从而唤起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后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前者。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英雄形象的内涵也有所不同。从这种内涵的变化可以折射出社会观念的变迁，在今天重读灾难神话也可以给现代人克服灾难中的心理危机带来一定的启示。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代云红发言的题目是：《神话与灾难：对文学治疗之源的探究——以天梯神话为中介》，他的论文共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神话植根于人类大灾难之中。所以如果把灾难排除在人类的视野之外，就不能够理解神话中的灾难生活场景，也不能理解神话发生的情感背景和情感内容。第二个要点是以天梯神话为中介来看问题的话，文学治疗的功能是通过天梯神话宇宙模式观的塑造来完成的。从天梯神话中所展现出来的灾难生活场景、救命主题、仪式治疗等内容，为揭示文学治疗之谜提供了一个尝试的新角度和新路径。第三个要点是只要灾难存在，神话还会继续存在。
神话是文学之源，神话既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大量原型模式和原型意象，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支配着后世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作为文学之源的神话首先与人类灾难有着密切的关联。神话记录了灾难，描写了灾难，而且为人类提供了摆脱灾难、克服灾难障碍的一系列的心理治疗机制。
从神话系统来看，天梯神话并不是孤立的神话类型，相反，它在整个神话系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具有某种“承上启下”的性质。一方面，天梯神话上承创世神话，直面人类灾难，反映着人类在灾难中的生存状态以及自救心理。另一方面，天梯神话下启仙话，启示着人类对“生与死”的理解，反映了人类“向死而生”的永生信仰。天梯神话呈现出来的“二重性”——灾难意识与渴望永生的信念，为解释文学治疗之谜提供了一个阐释的角度与路径。本文即以天梯神话为中介，一方面，揭示天梯神话与创世神话、仙话以及后世“灾难文学”的关系，阐述天梯神话的结构模式以及精神内涵。另一方面，通过对蕴藏在天梯神话中的灾难意识、永生信仰等文化内涵的分析，解析“多难兴邦”的神话学意涵，并根据弗莱的相关理论，由此探究文学的治疗功能，以及文学的社会解放的性质。
在本次会议的最后还有一位资深的黄老师把神话的、古典的回到了现实，而且是回到了对当代作家莫言小说的分析。他的论文题目是《文学的疗救与莫言的丰乳肥臀》。
文艺的产生是由于心灵宣泄的需要，从社会上讲，书籍是人类心灵的良药，文学艺术家就是社会的良医，有疗救的功能。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从文学艺术的普遍规律来看，一个文学艺术家，只要他进行了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那么不管他是否意识到、愿意不愿意，他实际上必然承担了人类心灵宣泄和文学疗救的功能，当然也包括了放毒和治病的责任，凡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文艺家，必然是人类社会的名医。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在传统上集中在人性和兽性，人道和非人道，或者说伦理道德、历史政治的层面上进行探索和研究。当弗洛伊德进入非意识领域之后，传统的方法显然已经显得不完全适用了，所以现代主义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一个对传统的全面颠覆和挑战的新的理论概念，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传统文学艺术手法的继承和飞跃性的发展，由理性领域进入到了非理性领域。从这个角度，黄老师得出的结论是，迄今为止，人类的文艺也好，美学也好，基本上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模仿说为基础的主张用描绘现实的手法客观的再现现实，形成了一般理论上的现实主义道路。第二种是19世纪的华兹华斯、雨果为代表的浪漫派，主张用讴歌理想的手法追求主观的表现现实，以及表达对现实的评价，形成了传统的浪漫主义道路。第三种是到20世纪末我们现在一直在探讨的宣泄说，主张用符号象征、感觉的手法彰显潜意识和无意识的状态，用具象的符号来传译对抽象客观世界的直觉，以达到文艺必须反映现实的本质和追求。
莫言的《丰乳肥臀》在1995年获得矛盾文学奖时受到质疑，莫言一再强调“丰乳肥臀”是准确的而且是唯一的名词。实际上莫言这部作品是一部非常严肃的作品，用文学的象征手法探讨了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道路。《丰乳肥臀》从基本意义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阴柔特征的本质，莫言给中国传统文化号了一下脉，这也是文学疗救功能的一种体现。
综述：胡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