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历史生成与现代阐释”组会议侧记
10月12日至13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F组在西郊宾馆中北厅顺利进行了分组讨论。本组的主题为“诗学：历史生成与现代阐释”，由陈跃红教授和曹顺庆教授担任主席。与会学者准备充分，讨论热烈，鲜明地体现了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方向，体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平。北京语言大学师生也积极参加了这次会议。
12日下午第一场讨论于14：00开始，由陈跃红教授和张辉教授主持， 曹顺庆教授、周启超教授、王晓路教授和尹锡南副教授围绕小组主题进行了精彩的发言，张辉教授对与会代表的发言进行了点评。
曹顺庆教授的发言题为《比较文学三十年》，指出了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1988年以前的奠基阶段，1988-1998年的发展阶段和1998年以来的兴旺阶段之中，比较诗学是一个最具重量，最有成就的领域，产生了许多大师级的学者，如国内的王国维，钱钟书，海外的刘若愚，叶维廉等。其原因在于，中西文论中的形而上问题是研究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比较文学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在比较诗学领域率先提出的，如具有核心地位的中西文论异质性问题，“失语症”问题，跨文明和文化的问题及其方法论。他也提到比较诗学研究中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青年学人国学功底的缺乏影响了研究的严谨和深入，一是对西文文献不够了解而过度依赖翻译的现象。他指出，比较诗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对海外中国文论研究予以重视，并且辩证地对待；另外当代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比较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张辉教授对曹教授的发言作出了点评，认为发言体现了比较诗学的核心地位，也强调了比较诗学学科范围和路径的问题。
接下来，周启超教授介绍了跨文化视野中的现代斯拉夫文论，他认为，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比较诗学研究中存在着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将西方文论简约成欧美甚至英美的文论，而遮蔽了其他外国文论类型的存在；而在强调不同文论类型之间差异性的同时，其相通之处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也要求我们对欧美文论之外的其他西方文论，如斯拉夫文论予以重视。具体落实到实践中，就要研究斯拉夫文论的生成，发展和对东西方的影响。从20世纪文论思想史上的重大思潮、流脉、学派的发育谱系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是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而颇具辐射力、超越性的活性因子，是文学理论跨文化运行的一个生动案例；从百年现代文论的变革动力、发展取向、基本范式的生成路径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也是文学理论在跨文化中生长的一个典型标本；现代斯拉夫文论更是今日文学理论在跨文化旅行中生存与发展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命运形态的一个精彩缩影。现代斯拉夫文论，堪称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的一个信息相当丰富的标本，也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有待深度开采的典型。点评认为，发言非常精炼地提出了“理论是复数的”这一概念，反对理论研究中的简单粗放倾向，让人体会到斯拉夫文论的重要和伟大，也强调了伟大的诗学理论背后的哲学背景。
王晓路教授的论题是《文化研究与比较诗学》，他认为，人文知识的生产往往是通过对相关事物的观察，思考与联系，寻求知识结构中的关联点，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有效的解释型，使人们得以重新观察原来的结构并了解新的可能性。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在知识学领域中不能建立起所谓的客观知识，始终带有研究者对事实的筛选，价值判断和传统的无意识判断，因此对理论广义普适性的追求便受到怀疑。如文学理论的区域特征和时限特征，使得跨越不同时代和区域的立论和实践都产生困难。王教授指出，文化研究对比较诗学研究的介入使得原本单纯的文本内部研究扩展为文本内外因素结合的研究，文本的生产机制，传播，接受和消费情况，都被纳入了研究的视野，而文本本身的内涵也由传统的文字文本扩展到了广义的文本，研究对象的泛化使得文本解读和对文本产生语境的探讨都进入了新的层面。这不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由内部研究转向内外兼顾的简单回归，而更应视为是知识学意义上的变革；通过比较的方法接纳他者的视野，可以完善自身的知识谱系。点评认为，王教授的发言意在拓展文学研究文本的范围，由文字文本到超文本和广义的社会文化文本，对研究有新的启示。
尹锡南副教授介绍了中国与印度比较诗学发展中的异同。首先是两者发展历程和成就之间的比较。20世纪，尤其印度独立以来，印度学者在印西文学比较方面作出了很多成就，已经进入以梵语诗学对西方文学进行阐释和批评的新阶段。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学者们在梵语戏剧学和西方戏剧学，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比较方面都有成果。鉴于中国古代文论可以视为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之间最好的第三类参照，中国比较诗学和印度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之间存在天然的可比较前提。接下来，尹教授谈到了两者之间存在的相同之处：都起步于20世纪初期，与和西方文化思想的碰撞有关；都在20世纪前半叶有长足发展，80年代后更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均有海外学术力量的加入；双方不约而同地对“失语症”问题、阐发式研究等重要命题有所涉及；中西，印西对话的展开都引起了西方的关注。两者相异之处：印度比较诗学发起人多是梵语诗学名著英译者，中国则是西方文论译介者；中国学者大多通晓西文，而印度学者大多系梵语研究出身；印学者多用英文发表论文，中多用中文，翻译成英文相对较少，发表研究成果的语言背景不同。相比之下，中国与西方的对话不够及时，而英语更是影响对话的一个重要因素；印度学者则较为缺少全球视野，在研究内容上也有固步自封的倾向。在今后的发展中，两者要加强联系，取长补短。
接下来的第二场讨论，由张辉教授和王晓路教授担任主持，张法、张沛、刘介民、李庆本、代迅教授发言。
张法教授发言的题目是《现代汉语与比较诗学》，他指出，比较诗学的研究要受到现代汉语这一语言媒介的制约，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中的种种概念，都需要通过现代汉语来陈述。他以古典文论中“形”和“神”的概念，近代以来西方文论译介中的“文学概论”和前苏联的“文学学”等概念为例，指出了概念意义在语言媒介转换过程中发生的损益。现代汉语的特性要求研究者在现代的西方思想方法之下对理论概念进行明晰化，所以概念意义在转译中的这种损益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只有明确现代汉语学术词汇的生成过程，以及这些作为语言媒介的词汇对研究方法的制约作用，才能避免更多的问题出现。王晓路教授的点评认为，当代比较诗学研究中存在着对所陈述的概念缺乏清醒认识的问题，所以对言说工具本身的清理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张法教授的发言对此有充分而深刻的体现。
张沛教授发表了题为《诗学比较与比较诗学》的介绍，首先提出“何为比较诗学”的问题，力图探索比较诗学概念的内部构成，及其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和战略地位。他指出，比较文学发展的过程，也是比较文学彰显自身的过程。在中国语境下的研究层面，比较文学体现为认识论的形态，这一过程可以分为如下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对异质文化，尤其是西方的强势文化的介绍和引进，这一阶段中有意识地引进了西方话语，但缺乏对其的反思，尚处在“自在”阶段。这一阶段中的话语滞塞现象，与后来的“失语”现象有所不同，可以理解为自我表达，自我言说过程中对自身权力和可能性的“多虑”。其次是历史意识和学科意识产生的阶段，进入了对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开始获得学科自觉。这种历史的方法不再将研究对象当作单一、静止，封闭的个体，而是将之视为某种差异的内部发生现象，某种历史效果的生成物来进行剖析。这一阶段比较文学开始产生自我意识“自觉”。第三阶段开始对实践研究反思而上升为理论研究，指导实践，进入比较诗学阶段，进行学科自我反思，自我解释和规定。使得比较文学在更高意义上回归自身，开始新一轮演化。从共时角度看，译介阐释，关系史研究和比较诗学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相互支撑的整体。比较文学就在不断的自我他者化过程中不断获得超越。比较诗学不仅是诗学比较，而是一个多元化，包含差异的概念，是一个差异与变化中的“多中之一”。比较诗学也是一个具有相对性和超越性的过程，点评认为，发言体现了比较诗学和比较文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很有意义。
刘介民教授的发言是对“哈拉维及其‘赛博人’神话”的审视，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1944-）是西方著名的跨学科学者，思想激进且前卫。她的“赛博人宣言”（A Manifesto For Cyborgs）学术观点、“赛博人”（cyborg另译赛博格）理念，为西方人文思潮添上了独特的一笔。“赛博人”作为虚构物，反映了我们社会和身体的现实，作为想象的源泉，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难题”。她提醒我们去关注当代社会变迁的一些重要问题。哈拉维“赛博人”的理论构想表现在她的主要著作中：《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如何像一片叶子：对堂娜·哈拉维的采访》《伴生种宣言：狗、人和重要的他者》和《谨慎的＿见证者＠第二个＿千禧年．女性男人＠＿遇到＿致癌鼠吟》等。刘教授希望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对哈拉维人文思想有个初步的解读：一、“赛博人”理论的基本内涵；哈拉维把“赛博人”（cyborg）定义为“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赛博人”是想象和物质现实的浓缩形象，既是虚构的事物，也是活生生的经验。二、“赛博人”理论的主要观点：1.赛博空间能够穿透虚假幻象,2.赛博空间能自我扩展和超越,3.赛博空间能够创造可能性世界。三、哈拉维的“赛博”人文思想。科学对自然的理论化的思考，取代了传统的系统综合的方法。技术与自然难解难分、浑然一体的“赛博空间”，使研究方法进入一个新的层面，这在方法上是对传统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超越，赛博空间被人们等同于一个包罗万象的网上世界。
李庆本教授的发言题为《跨文化的理论旅行》，体现了跨文化研究的立体性特征。他在赛义德提出的“理论旅行”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理论在不同文化之间旅行的现象，重点剖析了文本或理论从东方到西方再到东方的跨文化环形之旅的规则。从分析《赵氏孤儿》这一文本从纪君祥的剧本，到伏尔泰的改写，再到当代表演诠释的跨文化旅行历程入手，并且通过王国维与叔本华在悲剧理论方面的互文性关系及钱钟书先生对叔本华一定程度上的误读这一个案，揭示出文本或理论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环形旅行的路线图，指出中国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必然有着自己独特的接受视野，总是那些与中国文化联系更为密切，视野更为接近的西方理论才更容易被接受，它进入中国现代文化与思想的通道也才更通畅，海德格尔在中国的接受历程和与老子思想之间的比较研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如此的环形之旅中，每一个环节所发生的挪用、移植、转移、改造，都是很正常的现象。点评认为，李教授的这一发言凸显了文本考证方法的地位和意义，对研究方法颇具启示。
代迅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理论与中国文论的两种传统。他指出，托尔斯泰艺术理论在我国的接受情况，是西方文论接受和选择问题中一个耐人寻味的重要个案。俄苏文艺理论给予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其中，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饮誉世界的一流作家，《艺术论》又是他精心结撰之作，集中表达了“艺术的本质是情感的传达”这一观点，在西方多种文艺理论著作中均有论述，在上个世纪前期就有中译本，但是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观念对我国现代文艺理论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代教授认真探究了其中的原因，如 “思想创作二元论”，将艺术单纯等同于认识过程等思想倾向的影响，并指出了托尔斯泰理论自身的一些局限性，比较了托尔斯泰的情感传达论与我国古代的物感说，讨论了中国现代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托尔斯泰主义”问题，力图提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诗学结论。点评认为，这对于重新校正我们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理解，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关系，重建中国现代文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13日下午14：00的第一场讨论，由曹顺庆、周启超、代迅教授主持，张辉教授、周荣胜教授、王蕾副教授和钟厚涛博士发言。
张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经典文本翻译的比较诗学意义》，他通过梳理“诗学”一词在不同版本和语言文献中的意义，指出了这一概念在现代和古希腊的意义诠释存在不同，前者（poetic）强调抽象的理论，而后者强调创作实践和教化意义，与政治和伦理学密切相关；可见，研究一个概念，不仅要注意中西之别，也要注意其古今之别，要厘清概念存在的前提，明了概念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意义上成立。“诗学”和“诗教”两个概念在古代的相通（中西皆然）和在当代的背离，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个案。前见的遮蔽和翻译的影响，往往使得概念的历史语境还原面临重重困难，这样一来，对问题和概念本身的反思和清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将特殊性个案作为普适真理的尴尬。曹顺庆教授的点评指出，发言对概念的详细梳理，是可通约性和不可通约性问题的延伸。周启超教授认为，汇通性的，正本清源的研究，从具体问题出发去探讨普遍性问题的做法，是非常可贵的。
周荣胜教授的发言题为《比较诗学的第三个领域》，他指出，比较诗学研究中确实存在着困境，出路何在，需要探讨。周教授认为，学者们必须对比较诗学概念自身的界定进行反思和确认。他通过介绍“比较诗学”名称的历史，梳理了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从中可见，“比较诗学”的原初意义不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理论，而是一门针对创作技艺进行探讨的学问，这个概念在“文学理论”这一层面上的意义，出自后人有意的误读。在翻译传播法国学者艾田伯比较具体创作技巧的论文的过程之中，这一误读产生并得到了鲜明体现，在后来更为人所广泛接受，以至于法国学派对“比较诗学”这个词的表述之中，已将其作为文学理论的代名词来使用了。现在，理论探讨更是已经成为了比较诗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点评认为，周教授的发言体现了比较诗学概念由“诗艺”向“诗学”发展的历程，进行了扎实而深入的考辨，非常具有启发性。
王蕾副教授作了题为《互文性在比较诗学研究中的局限性》的发言，仔细梳理了互文性在西方出现的历史语境，及其背后的哲学理念，解释了“互文性”这一理论概念史的发展内在动力和在中国语境下的意义和功能。她认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互文性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1）互文性在西方的出现有深刻的解构主义哲学理念，而在其他的历史阶段并不存在解构主义的内涵；2）互文性之所以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标志性术语，甚至一种文学创作方式是西方文学文本大量积累的结果；3）互文性现象在跨越文化界限的前提是世界性文学交往的结果。并因此得出结论，在使用互文性作比较文学研究工具时，应考虑其时空、历史、社会语境，而且要认识到即使在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作品中，互文性的重要性和功能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点评认为，论文的切入点颇具启发性，但问题的复杂性尚需进一步重视，也要指出其中的积极意义。
钟厚涛博士通过重读钱钟书《通感》篇，对“通感”概念进行了渊源考辨并分析了其由一个语词到命题，再到概念的话语生成历程、意义和作用。钟博士首先对钱锺书“通感”说创生之初的种种前奏，如《南齐书》中的语源，陈望道的“观察的交错”，朱光潜的“感通”说等等，予以现象学还原，从而力图证明“通感”说既非钱锺书首创，亦非异域舶来之品。其次，在立足于文本细读、版本参照和语境解析的基础上，本文对钱锺书“通感”说的历史生成过程给予立体多维考察，而其目的即在于最大限度地返回到这一术语生成的文学现场本身，从而透析其被建构的诸种文化机制。他指出，钱钟书本人跨文化、语言和学科的集大成知识体系使得他可能对古今中外资料进行的汇通整合，并在论文的一再修改中予以完善，而其他学者在这一领域多浅尝辄止，是钱钟书“通感”概念当下真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钱钟书的“文化昆仑”身份和教育规训的导向和传播作用，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钟博士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代迅教授认为发言体现了扎实的功力和细腻的考辨，是对概念自我经典化历程的一次成功剖析；曹顺庆教授则认为发言凸显了学术规范问题，值得思索。
第二场讨论由赵毅衡教授主持，张洪波、吴兴明教授和关熔珍博士发言。
张洪波教授的发言题为“言无言”——《庄子》的悖反性语言策略及其西方呼应，她通过对《庄子》原典的互文性细读，来深入透析庄子“寓言”、“重言”、“卮言”说中有关语言的边界、寓意、重叠和延异问题，并结合西方后结构主义语言观中相关悖反性思考，试图系统阐发《庄子》“言无言”整体策略中所呈现的“道”与“言”的辩证关系及其现代性内涵。张教授贯通中西古今的思路引发了与会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就中西文论比较中是否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及如何解决等一系列话题纷纷发表了见解。
吴兴明教授未能到场，由学生代为宣读了题为《从“天道”看文学——庄子的意义论与当代西方文学意义论视角的比较研究》的论文。论文指出，文学意义或诗意的特殊性，是西方20世纪文论和中国古代诗论共同面对的思想难题。突破这一难题的关键是确认文学意义论的视角。在此一关节点上，庄子的“天道”论、海德格尔的“纯粹的所说”、雅可布森的“诗性功能”论、奥曼的“准言语行为”论、哈贝马斯的文类语用论、德里达的文学行为理论——这些著名的言语意义论各有千秋而又有惊人的一致。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庄子的天道原域之论作为东方意义哲学的世界位置，也可以为我们今天研究文学文类的意义品质提供有启示性的洞穿。论文讨论的内容大要包括：庄子的特殊性即作为意义论的“天道”；庄子意义论视野的独特角度，与海德格尔、雅可布森、奥曼、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的文学意义论视角的比较研究，回返“原始”的意义原创之路以及“洪荒”、“世外”作为中国诗意的独特指向。
关熔珍博士的发言围绕斯皮瓦克与后殖民诗学这一论题展开。她指出，诗学概念的泛化是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前提，“诗学”一词的希腊词源Poiētikēs由Poiētikē tekhnē简化而来，最早是作为对诗的技艺的一种评判标准而存在。而今，“诗学”具有了宽泛的指涉意义，它涵盖文艺理论、文学理论和诗歌理论。而文学理论则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是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批评性的研究。由此，被哈佛大学出版社称为“世界顶尖的文学理论家之一”的佳亚特丽·查克勒维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以其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走进了诗学研究领域。斯皮瓦克以成功翻译法国解构主义理论大师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一书而一举成名。她为《论文字学》一书所作的译者序奠定了其在英美学术界权威解构主义学者的地位。此后，斯皮瓦克借助其深邃解构主义理论造诣展开独具特色同时又是庞杂多元的后殖民诗学研究，即其集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于一体的后殖民文学文化批评。关博士深入探讨了斯皮瓦克后殖民诗学研究的理念、范畴及其评判标准，对其解构主义思想中译介前人学说，分析第三世界庶民文化和以阅读策略消解终极意义三个向度，女性主义思想中的解构眼光，以及对知识分子要素的界定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综述：杨风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