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了。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的跨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研究(翻译学)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 （苏珊·巴斯奈特《比较文学批判导论》1993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has had its day. Cross-cultural work in women’s studies, in post-colonial theory, in cultural studies has changed the face of literary studies generally. We should look upo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e principal discipline from now on, wi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valued but subsidiary subject area.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一.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linguistic Turn to Cultural Turn
1. 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转向
目标：追求译文与原文的对等、等值 代表人物：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
2. 20世纪70年代起: 文化转向
关注重点：揭示制约翻译的各种文化因素 代表人物：霍尔姆斯、勒菲弗尔、巴斯奈特等
霍尔姆斯：翻译学的名与实（1972）
James S. Holmes：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正式提出“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 ）并区分为：纯翻译研究(Pure Translation Studies)、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DTS ）、翻译理论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ThTS ）、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译者培训(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辅助手段(Translation Aids)、翻译批评(Translation Criticism)。
埃文-佐哈：多元系统论Itamar Even-Zohar：The Polysystem Theory
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规范性研究(prescriptive research) 决定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位置的三种情况：1）当译入国文学自身系统还没有明确成型、还处于“幼嫩”的、形成之中的阶段；2）当译入国文学尚处于“边缘”（在相互联系的各国文学当中）或“弱势”地位，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3) 当译入国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情况。
勒菲弗尔：翻译、改写与文学声誉的操控
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折射理论：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一样，都是对原作的一种“折射”(reflection) 、改写（重写）理论：翻译总是对原作的一种“改写”或“重写”(rewriting) 、制约翻译行为的三因素：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人(patronage)、诗学（或译作“文学观念”，poetics）
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Bassnett: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相遇的必然性:都质疑学科的边界，都开创了自己新的空间，关注的主要问题都是权力关系和文本生产,都认识到理解文本生产过程中的操纵因素的重要性。
九十年代末完成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呈现新发展趋势:广泛借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探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制约翻译和翻译结果的各种文化因素关注翻译对译入语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二．比较文学：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演进
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的发展趋势。对文学文本和文学史的冷落，文学史权威下降。理论热：符号学、解构主义、新弗洛伊德理论、性别研究、时间编码论、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原型批评、女权主义、新阐释学、互文性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套上法国外衣的德国现象学、人类学、接受理论及接受史研究、交际理论，以及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承认对文学从美学角度的研究具有真正意义(除非把它看作文学社会学的因素)，而对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浓厚的兴趣时尚与热潮：理论热潮，女性研究的高涨，电影传媒研究的时尚。年轻一代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已经无意求索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的模式与途径，也无心讨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差异与相同。
例一：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洛蒂（Richard Rorty）
他先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哲学教授，接着去了弗吉尼亚大学任古典文学教授，后来又到斯坦福大学做比较文学教授。专业头衔和同事变了，但他开课的内容却没有变，“有时候开分析哲学课，讲维特根斯坦、戴维森，有时候开非分析哲学课，讲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更有甚者，教职的变化对他的科研成果也毫无影响，他仍然像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哲学教授时一样，写他的哲学论著。
例二：印第安那大学人文学科兼法律教授玛尔蒂-道格拉斯（Fedwa Malti-Douglas ）
新世纪之初北美比较文学界两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突破：其一是研究对象从文字扩大到了图像影视，其二是在批评理论的应用上，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的”理论，研究的文本也更为丰富多彩，把法律、医学和科学的文本也包括进来了。所受的两个“诱惑”：一是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另一个是更大、更有趣的“诱惑”，那就是电影世界，政治卡通片，动漫片，等等
这些人“身上还背着老迈陈旧的比较文学的躯体，还没有作好准备投身当前比较文学迅速发展的激流。”“不过没有关系。因为确切地说，这已经不是我们父辈的比较文学了，我们可以为这个领域注入新鲜的生命。”
概而言之，由于当前整个学术研究所处的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经历了七十年代的理论热，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并对传统文学经典进行反思和重建，到九十年代把它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多地扩展到了语言文字作品之外，如影视、动漫等，其关注重点也越来越多地跳出“寻求事实联系”的文学关系研究，从而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所谓“父辈”）比较文学研究的态势，进入到了斯皮瓦克所说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研究”阶段。
三．翻译转向：展示比较文学研究新空间
当代比较文学出现的三个新的研究领域(Three New Research Areas in Present CL Studies)：１、运用形形色色的当代文化理论对文学、文化现象进行研究；２、是把研究对象从纸质的、文字的材料扩大到非纸质的、非文字的材料，譬如对影视、卡通、动漫等作品展开的研究；３、翻译研究。
第一个研究领域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理论热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也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初期与文学文本的关系还比较密切譬如运用心理分析批评理论中的“恋母情结”去解释莎剧《哈姆雷特》的主人公为何迟迟未能把剑剌向他叔父为父亲报仇的原因，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去重新解读英国长篇小说《简爱》、并彻底颠覆外国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对该作品男主人公罗切斯特作为正面人物的评价，运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把我国古典名著《西游记》解读为一场类似人类初民的成年礼游戏。
第二个研究领域国内比较文学界目前开展得还不是很多，迄今为止比较多的还是集中在影视作品的研究上，对政治卡通片、动漫片的研究似未见到。而在影视作品的研究方面，如何区别于影视批评而显现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特征，这恐怕是一个有待专家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个研究领域就是翻译研究。当然，不无必要强调一下的是，此处的翻译研究并不是国内翻译界传统意义上对两种语言文字如何转换、也即技术层面上“怎么译”问题的研究，而是指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对翻译动因、翻译行为、翻译结果、翻译传播、翻译接受、翻译影响以及其他一系列与翻译有关的问题的研究。
我以为，翻译研究，特别是实现了文化转向以后的翻译研究，与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
对研究文学关系的启示。以前寻求两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影响与被影响的“事实联系”，或是比较两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的异同，然后从中推测它们相互间的关系。翻译研究则不然，以多元系统论为例，提出了一系列原先一直被学术界忽视的问题，诸如：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文化更重视翻译，翻译进来的东西多，而有些国家的文化则相反？哪些类型的作品会被翻译？这些作品在译语系统中居何地位？与其在源语系统中相比又有何差异？我们对每个时期的翻译传统和翻译规范有何认识？我们又是如何评估翻译作为革新力量的作用的？蓬勃开展的翻译活动与被奉作经典的作品，两者在文学史上是何关系？译者对他们自己的翻译工作作何感想，他们的感想又是如何通过比喻的方式传达出来的等等。
多元系统论还对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中的地位进行的分析，指出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中处于中心还是边缘位置，取决于三种情形：一是当译语文学系统自己还没有明确成型、还处于“幼嫩”的、形成阶段时;二是当译语文学自身尚处于“弱势”地位时；三是当译语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情况时。
在以上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在译语系统中都有可能处于中心地位，反之则退居边缘。
对当代各种前沿文化理论的大量借用：如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 三因素理论，揭开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