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展跨文化对话的紧迫性
(一)革命性的新知识、新技术贯穿到人类生活的每一细节，导致人类对时间和空间都有了和过去根本不同的看法，也导致了对地球资源的空前消耗和争夺。人类所面对的现实，不是对抗，就是对话。对抗引向战争和毁灭，对话引向和平。
(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加以德国的反犹太法西斯集中营、俄国的“古拉格群岛”、中国的“大跃进-大饥饿”、“文化大革命”等残酷经验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重新考虑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这种重新定义只能在全世界各民族的对话中进行。
(三)文化冲突——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全球人类的未来。
(四)哲学的转向。20世纪前后，现象学和以怀特海为代表的过程哲学相继扭转了主体和客体可以互不参与的二元对立的倾向，使西方哲学进入了一个主体与客体互动的新阶段。中国传统哲学从来强调客观世界与主体不可分离。但由于强调“合一”、而缺少将客体充分对象化而产生了众多缺陷。今天，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互为他者，重新反观自己，通过对话而生成进一步的互识、互证和互补并将其推延至全球，必将是人类相互理解，构建和谐社会，造就人类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起点。
二、跨文化对话的矛盾和难点
(一)是否存在普世价值，如何既承认普世价值，同时又保持普遍存在的差别？
(二)在跨文化对话过程中，如何既保持原有文化的纯粹，又能接受其他文化的有益的影响？
(三)对话中的他者与自我如何充分发挥作用？
(四)平等对话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双方都能理解、认同和接受的话语，这种话语如何形成？
三、作为跨文化对话前沿的比较文学及其发展的第三阶段
(一)我们正面临后现代思潮的转型，“第二次启蒙”为中西文化汇通提供了新的土壤。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提出将第一次启蒙的成绩与后现代主义整合起来，召唤“第二次启蒙”。这是西方人的思考，也是中国人的思考。
1.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第二次启蒙的口号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别，多元互补。
2.第一次启蒙强调的是个人自由，第二次启蒙强调的是责任和义务，揭示出自由与义务的内在联系。
3.第一次启蒙的方法论核心是工具理性，第二次启蒙则呼唤审美智慧。工具理性使人们难以摆脱以功利为目的的行为动机。审美智能则是以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为旨归的整合性思维。
4.第一次启蒙所赖以生存的科学基础是“重塑”自然，让自然符合人类面貌；第二次启蒙则提倡抛弃人类可以操纵环境的想法，而重在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自身。他们认为“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因此号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
第二次启蒙的这些主张与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完全一致，并有很多结合点。
(二)文学的伟大凝聚力
历史证明任何伟大的文学或艺术作品总是体现着人的生、死、爱、欲等古今人类共同的话题。这些共同话题使读者产生共鸣，同时又是作者本人的个人经验、个人想象与个人言说。伟大作品被创造出来，不管作者是否愿意，总是从自身文化出发，带有不可避免的自身文化的色彩；在被解读时，读者一方面带有自身的文化先见，一方面又因人们对共同经验的感知和理解而突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产生了新的阐释。事实上，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是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对共同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鸣响着一个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回声，同时又受到属于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当代人的解读。不同文化的人们通过这样的解读，可以互相交往，互相理解，得到共识，形成共同的话语。
(三)面向全球化的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
1.张开双臂，敞开胸怀，摆脱任何派别和地域的局限，像神舟7号那样站在时空的最高点观察全球，理解世界，探索人类；
2.作为比较文学第三阶段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打通古今中外各民族的文学，沟通人的灵魂，塑造对宇宙、对人生的新的观念，构建适合于21世纪的共同伦理。
3.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弥缝普遍与特殊的断裂，纯粹与更新的断裂，自我与他者的断裂，本土话语和外来话语的断裂。
4.阻碍我们达到这些目标的当前最大障碍是我们这一学科历来存在的精英和大众的断裂，思想理论研究和作品细读的断裂。
让我们团结一致，携起手来，迈向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