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与文学研究长久以来便有密切关系；学界流行的许多文化理论，泰半具有生物学基础。透过正文化作用，物群生物学发展出“殖民论述”；环境生物学发展出“生态诗学”。人跟环境的互动就像文学与环境的互动，我们可以从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来探讨这些问题。
然而﹐最具权威的《牛津大辞典》并未收录“ecocriticism”（生态批评）和“ecopoetics”（生态诗学）这两个字﹐却列有“ecology”（生态学，1873）和“ecosystem”（生态系统，1935)二词。“生态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处理生物与环境(包括生物与非生物)在时间中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同演化作用”(coevolution)。“生态学”在《牛津大辞典》出现的另外一个定义，在时间上比较晚：“生态问题，如政治性议题的工业污染，多半和政治运动有关，譬如西欧的绿党。”我们近年所讲的生态批评都是属于第二种定义的，有道德意涵和政治活动性的概念。这种用法窄化了生态学，并误导了学者。
因此，和一般论述不同，本文作者把生态论述分成两类。第一类属于生态政治学的文学研究，它和大多数以意识型态与身份政治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近似，它们发展出教条和阅读策略，以政治姿态和伦理介入的方式探讨文学或文化文本，无论是当代的或古代的；第二类属于生态科学的文学研究，以生态系统(ecosystem)为基础，具有相对的科学实证性和系统性。我们必须以互动的系统概念来思考生态现象。
根据上述推理﹐这篇论文抽样讨论文学和生物学中的寄生现象﹐以说明两门学科的相互干扰与互涉，并进而为生物符号学定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