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宗教的互释” 小组讨论会侧记
2008年10月12日至14日，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北京语言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协办，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所承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大会分为十个小组进行讨论。以“文学与宗教的互释”为主题的B组讨论在北京语言大学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内进行。
10月12日的讨论在下午的2：00至5：10进行，讨论的第一场由张华教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张志庆教授，他的题目是“中世纪神学美学及其当代性”。他讲道“中世纪神学美学及其当代性”是他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科研项目，他将在会上谈谈自己对这个课题的设想。他指出，“神学美学”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提出的，其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美学立场上讲，是美学中的一种神学；另一方面从神学的角度讲，是神学中的一种美学。从后者的角度讲，虽然前面指出“神学美学”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提出的，但实际上在中世纪已经存在了。研究这个课题的意义在于，以奥古斯丁等为代表的中世纪神学美学不仅仅与中世纪主题美学有着承接关系，也不仅仅是西方近代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而且与西方二十世纪的美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是具有当代价值的。张志庆教授说明的第二点是神学美学的当代性，其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来研究，第一个方面是神学美学与二十世纪美学的关系；第二方面是中世纪神学美学的当代价值，或者说一种建设性价值；第三个方面是从当代二十世纪以来文学创作意识与发展当中发现与中世纪神学美学的关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肖四新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基督教与悲剧的关系”。他指出，关于基督教是否具有悲剧性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一种观点是，基督教悲剧的目的就是要展示人类的真正困境，宗教已经为人类提供了突围的途径，因此其并无悲剧性可言；另外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基督教观点为悲剧诗人提供了价值关怀和想象的灵感。肖四新教授认为，出现相反观念的根源在于没有看到基督教内在的差异性。基督教既有信仰体验的成分，也有宗教实践理性化的成分。如果是从前者而言，它就具有悲剧性。如果从后者而言，它就是一种神学的图式化，无悲剧性可言。在基督教与悲剧的关系上，任何绝对化的观念都是片面的。
中央民族大学的宋旭红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康德崇高论中的基督教神学遗迹”。她说明道，这个题目属于一个个案研究，其研究内容是康德崇高论和基督教神学的关联，她的研究思路的源自对国内美学教科书的思索。她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个方面从康德的崇高审美判断（见不可见者）进行分析；第二个方面从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基督教神学的语境中分析“见不可见者”；第三个方面从崇高感与宗教感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分析。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胡继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布鲁门贝格的“终结神话”的语境关联及其历史涵义”。胡继华教授说道，他是在翻译德国哲学家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1920--1996）的著作中得到启示的，在布鲁门贝格《神话研究》之中提出了“终结神话”的命题。古希腊悲剧诗人的生存幻觉、基督教教义之救恩期待、德国唯心主义/浪漫主义之悲剧绝对性，构成了这一命题的文化语境关联；而始于19世纪中段的欧洲文化危机以及现代政治处境又表明，“终结神话”的命题是哲学对于徘徊在人类生活世界的“实在专制主义”的持续回应，或者说是对于现代性生存策略和政治决断的合法性的不断寻求。
上海师范大学的刘耘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许缵曾与孙致弥:清初两位天主教文人的思想、信仰与情感世界”。他先讲述了许缵曾与孙致弥的二人作为上海天主教世家的第二、三代教徒，和当时著名的文人的个人背景，随后深入的探讨了他们的思想、信仰与情感世界。刘耘华教授讲道，天主教世家的成长环境，使之天然秉具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因素，因而二人均堪称分析明清中西文化冲撞与响应关联的最佳个案。相比于其祖辈，其内心世界已很少“两头蛇”的紧张，也不复有对天主教“惟一真道”的执着，故相应增加了对别种教派的宽容，其人生指南往往是由多种价值理念和宗教关怀杂糅而成。天主教的本真蕴含逐渐消融在固有文化的血脉之中，必须将其置于生平、家世、事功及其人际脉络等诸重透镜之下方能予以辨析。这种信仰生活的内涵嬗替，在明清天主教世家的后代身上有相当普遍的表现。
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慧林教授发言的题目是“西方宗教学界的“经文辩读”与 ‘公共性’诉求”。他首先说到，早上乐黛云老师的发言里有一个极其有趣的说法，关于西方的第一次启蒙和第二次启蒙，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标志性口号是解放自我，第二次启蒙的标志性口号就是尊重他者，这点正是在西方不断讨论的问题。他提到认为宗教学和比较文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之间可交流的内容是非常多的。他说到2008年2月8日，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Roman Williams在兰贝丝宫主持了一次特别的研讨会，六位英国学者和六位中国学者围绕“公共领域中的宗教”（Religion in the Public Square）之主题进行了对话时，曾提到宗教学与文学一样，也是需要细读文本（textual reading）或辩读文本（textual reasoning）的。接着，杨慧林教授就“经文辩读”提出了这样一些研究命题：一、“经文辩读”是多元的“他者”共同参与的寻求智慧的活动。二、“经文辩读”是通过学术对话、参校不同经文，而对宗教经文进行诠释。三、“经文辩读”向所有人以及所有的文化、宗教、学科、艺术、媒介和生活领域敞开，是对世界性问题的共同回应。四、 “经文辩读”涉及多种声音，不可能被整合为任何独白。五、在“经文辩读”中，没有任何权威性的观点和原本的解释者，没有任何人独自占有经文的最终意义。六、“经文辩读”是要使深层的理性辨析进入公共领域，否则没有任何宗教传统能够发出真正的声音。七、“经文辩读”是一种跨越边界的神圣仪式，上帝在其中的显现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八、“经文辩读”要为未来提供一种新鲜的、经过检验的智慧，要从文本的研读中涉及更多的理论问题、哲学问题、神学问题和“公共性问题”。九、“经文辩读”源自一些犹太学者、甚至神学家的努力，他们的“惊人结论”在于：犹太教不仅需要重新理解自己的经典和传统，也需要借助于其他传统。十、“经文辩读”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他者”，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经典和传统，最终在寻求智慧的活动中凸显出高于我们、高于对话之任何一方的绝对的“他者”。十一、“经文辩读”的实践包含着一种潜在的自我反省，包含着对于一切自我封闭、自我诠释和“事先的确定性”（Pre-assurance）之消解。在我看来，这应该成为当今宗教对话中最根本的精神基础。
讨论的第二场由杨恒达教授主持。第一个发言的是盐城师范学院的陈义海教授，题目是“中西之“中心主义”—以明清之际中西异质文化交流为视角”。他讲道，中心主义是一个老话题，八十年代起很多学者就开始探讨中心主义，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但是这些探索多从理论的层面或一般的历史的层面来进行，而陈义海教授的研究则是从宗教文化的层面来探讨，具体的讲，就是结合了题目中所说的明清之际中西异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进行讨论，也就是从当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来讲。陈义海教授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第一是普遍的中心主义；第二是以明清之际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交往看华夏中心主义；第三是从基督教和儒家的冲撞来看西方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
兰州交通大学的刘青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基督教文化与“五四”新文化构成要素之比较”。刘青汉教授认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五四”新文化其构成要素和坚持的倾向性标准虽然有相交叉之处，但在本质上讲有较大差异，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一、信仰的和怀疑的；二、固守永恒真理和探讨实用真理；三、面向上帝的“果”和追求世俗的“果”；四、对后世的不同影响和不同启示。
牛津大学的C. Starr教授，进行了题为“版本的更迭，或者以晚清小说和传教文本为例”的发言。她向大家展示了中国在19世纪产生的不同版本的圣经，还有数以百计的评论及评注性经文，叙事作品，教育初级读本，圣人传记，教义问答手册，和礼拜式的读本等。并以晚清小说《花月痕》为例，说明了这些传教出版物对晚清小说的影响。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伦敦国王学院的C.Hancock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拜伦及其宗教经历”。 Hancock教授通过对拜伦的生平、性格，及其作品的分析，说明了宗教因素对拜伦作品的影响。
在发言结束之后，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Hancock教授和C. Starr教授亲切的回答了提问者的问题。
10月13日的讨论在下午的14：00到17：50进行，第一场讨论由张华教授主持，杨慧林教授做评议人。
首先发言的是多伦多大学的B.H.Mclean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对圣经的流动性解读：德勒兹，卡夫卡及其外部含义”。 B.H.Mclean教授通过对解释学理论的阐述，以及德勒兹，瓜达里对文本内在含义的观点，说明了我们该如何解读文本的含义。
中国人民大学雷立柏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简略比较《红楼梦》、贺拉斯《颂歌集》和《旧约》”。雷立柏教授比较了《红楼梦》中一首诗、一首古罗马文学家Horatius（贺拉斯）的拉丁语诗以及一首古希伯来语文学传统中的、来自《旧约》的诗，来说明这三首诗的异同。
接下来发言的是芝加哥大学的Dwight N. Hopkins教授，他的题目是“文化的三个方面：人类劳动，美学，以及精神”。 Hopkins教授向我们说明了文化在神学中的影响及其定义，神学和文化对人类的作用，神学和文化的关系，及文化的三个方面。
最后，参会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第二场由张志庆老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梁工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庄子》与《传道书》的人生哲学比较谈”。梁工教授首先讲道，《庄子》和《传道书》皆以极其率真的态度探索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本质，以求在茫茫宇宙中为人找到切实可行的立身处世之道，使人在变幻莫测的命运起伏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和调整行为方式的指导。他认为两部古籍均有重要的社会批判意义和人生调节价值。接着梁工教授分析了《庄子》与《传道书》的四个方面：一、逍遥人生与顺应自然；二、服从命运与直面死亡；三、恬淡寡欲与享乐今生；四、悟道与敬神。最后，梁工教授的出两个结论：一、两部古籍的社会批判意义：透过这两部典籍中的人生哲学，后人对此种哲学赖以滋生的社会弊端不难形成入木三分的认识；二、两部古籍的人生调节价值：《庄子》和《传道书》的文化价值是永恒的。
评议人王海燕教授对梁工教授的发言给出了评价。她讲道，梁工教授一直至利于圣经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圣经文学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对于整个西方文化的走向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而梁工教授的此项研究又对准了对东方文化和道教文化，从中发现了很多共通的东西，这种研究是相当有益和有价值的。
首都师范大学的尹文涓博士，她发言的题目是神圣与世俗之爱：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精神世界。尹文涓博士讲道：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1683-1707），以十五岁之长坐床于布达拉宫。据清史记载，仓央嘉措在二十四岁之年以“耽于酒色，不守清规”被康熙废立，并卒于解送京师途中。关于仓央嘉措生平事迹及著述，目前学界尚有多处争议，难于裁量。其间尤其是冠其名下之情歌《第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情歌》，一方面以其“情之深切、歌之优美”的艺术价值堪称藏族文学的精品；另一方面，以其“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的道欲冲突主题在中国文学史和宗教史上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尹文涓博士先就官方档案、外国传教士以及僧界传记、民间流传等资料对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生平进行简要考辩；进而就其诗歌或为体现作者在宗教与人性、理智与情感之间两难选择的“情歌”，或为假美人观想本尊、以情传法而得大自在的“道歌”，或为寄托个人与民族际遇苦衷于香草美人的“政治性诗歌”的性质进行界定和辨析；最后拟从宗教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一代黄教教主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在圣、俗之间，道、欲之间的冲突与寄托。
评议人王海燕教授对尹文涓博士的发言这样评论道：圣俗，道欲冲突，实际上在西方文学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但在东方文化中，似乎禁欲主义占主导优势，但是尹文涓博士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仓央嘉措的文本，让我们了解到了中国文学中的道欲冲突，这在中国文化中是非常少见的。
武汉大学的张思齐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大卫的复色品质及其现代价值取向”。他讲道，从复色品质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有多重品质，有崇高的一面也有不崇高的一面，那么就影射到他的文学形象。张思齐教授认为，复色品质才是真实的形象。从真实的形象上讲，就是他的宗教象征。从这样几点进行研究：一、大卫本身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同时也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有阴暗面和渺小之处；二、从他的政治生涯上看，大卫是很有作为的；从他的爱情经历上看，虽然是有瑕疵的，但是是非常丰富的；三、有一个变化曲线，从中国来看，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的有一个变化曲线，即就是人间的欲望在增强，成仙的欲望也在增强；从大卫王导所罗门王也有一个类似的曲线；四、中国秦汉时期的文学的品质和意义可以追溯到大卫王时期；五、大卫王的爱情故事与神圣追求的关系；六、从他的理想来看他的视域层面，视域的局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汉高祖，汉武帝，大卫王，所罗门王都是政治上大有为的君主，爱情经历都极其丰富，道德上有瑕疵和缺陷，宗教上有重大的贡献。
评议人王海燕教授对张思齐教授的发言这样评论道，张思齐教授在思考大卫的故事的时候，能和中国文化联系起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天津师范大学曾艳兵教授进行了题为“基尔凯郭尔与卡夫卡”的发言。曾艳兵教授说，基尔凯郭尔是一个神学家，卡夫卡对他是非常重视的。美国学者伯尔特·那格尔指出：“基尔凯郭尔对卡夫卡有一个向心力，这是无可争议的，卡夫卡本人也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卡夫卡与基尔凯郭尔在人生经历上的确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他们的作品在当时都不能被人们所理解，而是到了存在主义那里才一起被发现，并被他们奉为精神先驱。卡夫卡与基尔凯郭尔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最大不同也许在于：前者献身于文学创作，后者则委身于宗教。卡夫卡与基尔凯郭尔都是孤独的，但他们孤独的原因、孤独的目的，乃至孤独的方式却并不相同。基尔凯郭尔有关恐惧的概念对卡夫卡显然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卡夫卡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犹太教徒，但他也说不上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也总在祈祷。无论是何种方式的孤独，其结果都必然伴随着恐惧，而走出恐惧的最好方式、或者说最后方式，或许就是祈祷。由孤独到祈祷，卡夫卡和基尔凯郭尔走的是同一条路，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点并不一样。
三峡大学副教授桑大鹏的发言题目是“解构主义与佛教“空性论”的相似与相异” 他讲道：以否认超验所指、拒斥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在场”的形而上学、主张阐释的多样性和不可终结性的解构主义与主张万法皆空、泯言绝相的佛教“空性论”存在着诸多层面的可比性。在本体论与言说方式上均有相似之处，但差异也是显然的。此二者之间的相似表明西方哲学自尼采以来在精英层面的东方化转向，它们的差异又暗示西方哲学无法逃越其固有言路历程的宿命。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宋敏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美国当代基督徒作家温德尔.贝瑞和玛莉莲．罗宾逊对全球化文化的反思与批评”。全球化被倡导为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里实现更好的共同体的一种手段。实际上，现在明显的是我们没有见证到这个预料的结果。然而和解和共同体价值的需求也从未比之前更大。温德尔.贝瑞和玛莉莲．罗宾逊两位杰出的当代美国作家，制定了对全球化文化的文学批评，此种批评带来了反文化的看法，然而讽刺的是，可能会实现更大的整体意识。
最后，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的李枫博士作了题为“与华兹华斯的相识与合作对柯勒律治神学思想形式的影响”的发言。
10月14日的讨论在早上的8：30到11：40进行。第一场发言由王海燕教授主持，袁鹤翔教授做评议人。
首先发言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王云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论极端形式的艺术正义”。 王云教授探讨了极端形式的艺术正义，也即借助宗教正义而彰显的艺术正义。王云教授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何谓“艺术正义”、“ 宗教正义”和“极端形式的艺术正义”？二、艺术正义为何要借助于宗教正义？三、艺术正义如何借助于宗教正义？四、如何公正地评价极端形式的艺术正义？
接着袁鹤翔教授就柏拉图的善恶报观同王云教授进行了探讨。
第二位发言的是浙江师范大学王洪岳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现代主义文论与基督教神学之关系考辨”。 王洪岳教授说，他在研究文论的时候发现文论研究忽略了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故而有了此项研究。他讲道， 中国现代主义文论是指20世纪20—40年代，产生于中国的一派现代主义文论。在其形成过程中，中国现代主义文论家特别注意到了它与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内在联系，诸如穆木天、梁宗岱、李健吾、卞之琳、冯至、袁可嘉、穆旦等人的现代主义文论都与基督教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其实，“现代主义”还曾作为基督教术语而出现过。近代基督教神学的某些思想和方法在中国现代主义文论尤其是象征主义文论那里，有或明或暗的表现。进一步揭示出这种关系，是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研究深入进展的标志。基督教神学对“象征”的运用，与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发生和发展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对应关系。那些中国现代主义文论家大多深受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有的还是基督徒，在构建他们的现代主义文论思想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从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家那里汲取营养，而这些西方文论家大多是基督教理论家，或是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理论家；另一方面中国现代主义文论家又从基督教神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从而建构了具有自己民族审美特色的现代主义文论体系。
接下来，南开大学的王立新教授做了题为“语词、意象结构与民族意识：解读希伯来《圣经》诗篇第23首”的发言。他讲道，诗篇第23首是希伯来《圣经》中最优秀的抒情诗歌之一。接着，王立新教授从希伯来文化的角度，立足于语词与意象的关系，对作品的诗歌句法、审美结构等多层次的形式特征予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诗歌隐喻和象征关系的探讨，认为在希伯来历史文化的语境下，这首表达特定历史时期个人体验和信仰的诗歌，投射出古代以色列人的民族意识和精神，成为一个民族关于信仰的宣告。
北京语言大学的张华教授做了题为“文学，抑或教义？——以《纳尼亚传奇》为例”的发言。张华教授先对David Jasper教授提出的在当今，文学如何表现宗教的主题这一问题表示关注。接着，张华教授说到实际上C.S.刘易斯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Jasper教授提出的问题。C.S.刘易斯的作品实际上是圣经教义，圣经文学的奇幻版本。张华教授的分析分为八个要点：一、C.S.刘易斯之所以在中国被人知晓是由于《哈利·波特》、《指环王》等作品的流行和基督宗教研究越来越引起中国大陆学者的关注；二、二十世纪以来，奇幻文学成为英语世界文学里产量最大的文学之一；三、C.S.刘易斯是一个基督徒作家，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蕴与色彩，所以有人也将他的作品称之为“基督教奇幻”；四、《圣经》也可算作是基督教文学最早的也是最伟大的基督教奇幻作品之一；五、作为一部经典的基督教奇幻小说，《纳尼亚传奇》和《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六、尽管《纳尼亚传奇》中的基督教符号对刘易斯来说非常重要，但他的首要创作目的仍然是给孩子们写一个精彩的故事；七、在《纳尼亚传奇》中，刘易斯将伟大的狮王阿斯兰暗喻了耶稣；八、《纳尼亚传奇》从某种意义上是以儿童文学的面目出现，并受到广大儿童欢迎的。刘易斯很好的将基督教教义融入他的文学作品中，使儿童在欣赏这部作品的同时受到了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应该说是基督教文学的成功典范。
接下来，袁鹤翔教授，王立新教授，张华教授等就《纳尼亚传奇》等奇幻小说和基督教的关系和含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二场发言由王云教授主持，王立新教授做评议人。
首先发言的是台湾大学的周树华教授，她的题目是“十七世纪图诗文类中文学与宗教的含义”。她讲道，图诗或图诗集乃欧陆文艺复兴时期广为流行的跨艺术媒体文类，由文字与图像两种不同表现媒体混合而成。文字部分包括含有寓意浓厚的格言、四行警句诗或长短不拘的诗文。此特殊文类的多重的文本（文字与图像），显示出文本阐释上特有现象。读者面对图像与文字并排同页的文本，必须解读文图之间的相互关系。十七世纪英格兰图诗集作家，借用欧陆耶稣会默祷经文中的圣婴耶稣、圣心、圣母等图像，以文字诠释图像的含意，书写了数量甚丰的宗教图诗集。周树华教授从十七世纪宗教（天主教与英国国教）观点来考察“图像”与“文字”在宗教图诗作品中代表的意义，所谓天主教“图像”与新教“文字”之争。进而深刻解读呈现在这些作品中文学与宗教（文字与图像）之间的相互诠释、对话、辩论所展现的多重意义。
北京语言大学的王海燕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再现历史故事，重述信仰素怀-佩吉诗体剧《贞德》的宗教思想解读。”王海燕教授讲道，圣女贞德（Jeanne d’Arc 1412-1431）的故事几个世纪以来在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广为传颂和纪念，启发了众多文学艺术作品。同时学界和舆论界对其圣迹的历史真实性的考证和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随着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历史学的诞生，这种争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为集中。有着历史学教育和研究背景的法国诗人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 1873-1914）分别在1897年和1910年发表了两部以贞德为主题的诗体剧《贞德》和《贞德的神秘慈悲心》。这两部作品即是作者不入主流的史学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作者宗教信仰的不乏理性思考的激情阐释。通过对作品的深入分析，王海燕教授认为，圣女贞德的一生是最能体现佩吉宗教理想的典范。同时，这部作品以及围绕这部作品的争论也让我们看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宗教思想界所经历的冲击和所关注的问题。
最后发言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梁坤副教授，题目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基督复活主题”。她讲道，在形而上的层面，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同样深刻地体现了俄罗斯思想的终极性与末世论的特征。在无神论时代，在听不到教会声音的地方，在全球性的自然与人的灾难性的、启示录的背景下，文学“先知们”借用福音书的叙事又不拘泥于传统，融入“基督教的革新者”的“新基督教意识”和对时代的思考，纷纷撰写自己的“福音书”，创造新的“伪经”，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实现耶稣基督的复活，呼唤仁慈和悔罪，进而将人们汇聚到基督的真理的道路上。由此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上一道的独特景观——耶稣基督成为20世纪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如此强烈的基督学倾向似乎是从文化内部克服19世纪以来俄罗斯宗教危机的一种表现。它将俄罗斯文化转向自己原初的理念和渊源，倾注着最后的希望。虽然得不到正统教会的认同，却焕发出精神创造的辉煌气息。
王立新教授随后就梁坤副教授的发言进行了评议。在会议的最后，参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为期三天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B组讨论圆满完成。
综述：程春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