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文学关系”小组讨论侧记
首先郁龙余表示对主办方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所及高旭东老师和会务组的全体工作人员。
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青岛大学的侯传文教授，他提交论文的题目是《泰戈尔与道家》，指出泰戈尔与中国道家渊源很深，其中既有精神的契合，也有影响的因素。泰戈尔在论着中经常称引老子，他对自然美的崇尚、对自由的审美境界的追求、生命神秘主义观念与天人合一思想，都与中国道家思想有相通之处。
董友忱发言的题目是《泰戈尔之后孟加拉文坛最著名的诗人——吉般纳侬德·达什》，董老师介绍了吉般纳侬德·达什的一生，出生于1899年逝世于1954年，曾创办过刊物，当过编辑，其母亲是位诗人，自幼跟妈妈学习，9岁以后才入学，从小喜欢大自然，生活艰辛。泰戈尔曾赞扬他的诗像图画一样美。
北京大学副教授陈明发言的题目是《阿富汗新出土梵语戏剧残卷跋》，2006年出版的《斯奎因收集品中的佛教写本》系列丛书的第三卷（Manuscripts in the Schyen Collection,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ume III）中，刊发了Jens-Uwe Hartmann的论文《一部戏剧的一叶残片》（A Fragment of a Play）。该文中转写和翻译了上世纪90年代中在阿富汗新出土的一叶梵语戏剧残片。它是一部从未见过的剧本，是阿富汗地区众多佛教残经中的文学作品的代表。该剧本是韵散结合体，其语言也是梵语和俗语夹杂。该剧是否出自佛教徒的手笔，以及是否由印度本土带到犍陀罗地区等问题，均有待深究。该剧中出场的人物起码有六人：Visakha、Visvila、Vidusaka、(Raja)、大臣和大王。本文作者对该残片的意义进行了阐释，并做了转写。笔者曾经撰写《印度古典戏剧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一文，发现国内学者多提及百年前在新疆出土的马鸣《舍利弗剧》等印度戏剧对中国戏剧形成的影响，但往往语焉不详，除早年的许地山和近年的季羡林先生外，基本上没谈到《舍利弗剧》的内容及其戏剧特点，更没有涉及印度的这些古典戏剧是通过什么途径以及如何影响中国戏剧的。季先生在《新日知录》（《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要研究中国戏剧的渊源。他出版了《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将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剧本整理和翻译出来。年初，耿世民先生出版了一部重要的新着《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戏剧（含说唱文学）的起源虽然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大难题，但随着新出土的印度戏剧逐渐增多，中印戏剧的关系问题终将会真相大白的。因此，国内的比较文学和戏剧史研究者们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些新刊剧本残卷的学术价值。
四川大学副教授尹锡南发言题目是《印度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 二十世纪以来，印度汉学界在进行中国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研究的同时，还在进行中国文学研究。这以印度独立以来的几十年最为典型。限于语言等多种复杂因素，印度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具有一些独特的地方，如论文多专着少，重现当代文学轻古代文学等。本文在对这些情况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对其原因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分析。
西北大学教授梅晓云发言的题目是《举意与旁观：论张承志与V.S.奈保尔的伊斯兰写作》。她首先所谓“伊斯兰写作”，指文学作品中涉及伊斯兰历史、宗教、文化、神学、政治等内容的写作，这种写作反映了作家对伊斯兰概念下的所有内容的看法、立场、思想、观念乃至情感态度。她比较研究了中国著名作家张承志与英籍印度裔、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的伊斯兰写作，具体分析了张承志的小说《心灵史》及其与此课题相关的散文作品、V.S.奈保尔的《在信徒的国度——伊斯兰世界之旅》以及“印度三部曲”等有相关内容的作品。她认为：张承志之走向伊斯兰写作，其原因在于作家的文化血缘、精神气质和（苏非主义的）美学追求三个内在驱力；而奈保尔之所以有伊斯兰写作，主要是企图解决长期困惑自己的“伊斯兰问题”，走过了童年的疏远情感阶段、写作的“东方时期”的怀疑和思考的阶段以及70年代末以来日渐清晰的伊斯兰观时期。张承志的伊斯兰写作表现出强烈的前现代的激情，加入哲合忍耶后更是圈内人的“文明内部的发言”，其写作姿态是“主位的”（EMIC），表现在语言、行为、情感、心灵等层次。而奈保尔的伊斯兰写作是圈外人的研究，其写作姿态是“客位的”（ETIC），他只是一个旁观者、思考者和批评者，带有后殖民的色彩并表现出西方世界的伊斯兰俗见。简要言之，张承志的伊斯兰写作，是举意的；奈保尔的伊斯兰写作，是旁观的，主位的文化感受和客位的文化感受，是这两位作家的伊斯兰写作最大的不同。
郁龙余：《印度诗学的中国接受》，印度诗学的中国接受分为古代中国接受和现代中国接受，佛教的传入除了带来佛教教义还包括印度诗学、思想、审美观念以及哲学理论。魏晋南北朝是两次革命的碰撞点，中国佛经翻译历史上有过两个高潮，魏晋南北朝和唐宋。魏晋南北朝对印度诗学的接受，引起中国的文体，包括韵文的文体，产生变革。隋唐诗文的诗律和印度诗律有很大相似。以及介绍了印度诗学在现代中国的接受和吸收，和中国学者包括郁龙余本人对中国印度比较诗学的贡献。
印度学者狄伯杰（B.R.Deepak）《印度文学与季羡林》，系统地阐述了季羡林对印度学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国现代印度学的创建者，并促进了印中文明对话。他大量翻译印度文学代表作、专着、校注，编着无数个有关印中文化交流史的学术创见的书籍、论文、文章都证明季羡林在这方面不凡的成就。认为季羡林对印中之间的“单向贸易”的批判是对的，这是因为，他一方面重视佛教，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化、历代文学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作者也探讨了季羡林的学术方法，并认为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曾琼：《对《吉檀迦利》的冰心译本孟加拉语、英语和汉语对比研究》，分析冰心译本的特点和风格，指出其译本有待商榷处，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三个方面值得探讨，一是冰心对关键字词的翻译，译本与英文的原文诗存在较大出入的地方，三是读者看冰心译本存在的难点。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天津外国语学院汉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张绍斌：《《摩诃婆罗多》中的宇宙观与大爆炸理论》，自然科学推动人类认识宇宙，导致宇宙观改变；近代自然科学是以天文学领域的革命为开端的；当前社会科学领域的宇宙观比自然科学领域的宇宙观落后100年。对比《摩诃婆罗多》宇宙观与大爆炸理论，《摩诃婆罗多》”东方式”宇宙观没有陷入 “西式”宇宙观之前两个阶段的绝对处境，在很大程度上能与当前自然科学认同的宇宙观及其伴随的人文精神契合。
北京大学博士李美敏：《西方文化背景之下的中印家庭观念——以安妮塔·德赛的《斋戒·盛宴》和谭恩美的《喜福会》为例》，当代移民作家的小说在西方文坛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探究移民作家的写作身份是梳理当下多元文化交融、冲突的必要之事。作者选取中国和印度颇具代表性的移民作家谭恩美和安妮塔·德赛作为个例，通过其优秀作品，解读移民作家在创作时持有的文化立场以及文化身份。写作身份是建立于作品之上并超越作品的作家的标志，在西方主流意识的影响之下，如何看待异质文化中的冲突是移民作家创作心理转型必经的一个门槛。作者以谭恩美和安妮塔·德赛在西方颇具影响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比较两者在对待异质文化冲突时的写作心态，以及如何将东方文化融合于西方中心意识技巧问题。
史锦秀：印度近现代民族主义文学
综述：刘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