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国学””圆桌讨论侧记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德国汉学研究路径管窥》，德国汉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耶稣会传教士时的17世纪，而以学术的方法对汉学史有意识地进行梳理，则是19世纪末叶以来的事情。德国汉学随着德意志历史波谲云诡之变迁而经历了不同凡响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首先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汉学家争先恐后为帝国的殖民扩张出谋划策。在纳粹暴政期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并为刽子手高唱赞歌。而部分与政府持不同政见之学者又被迫流亡到国外。并且二战以后的分裂，也使得东、西德双方汉学研究的路向寸木岑楼：东德汉学为了逃避政治的敏感，而长期处于孤立地位，其研究也明显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而60、70年代的西德学生运动，汉学家们曾为卑贱者鸣冤叫屈，这也促进了西德汉学对现当代中国的关注和研究方法的开放性。随着1990年两德的统一，双方的汉学得以重新接轨。可以毫不夸张地讲，20世纪德国汉学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幅百年来德国的政治和人文学科演变的缩影。
作者从两个方面具体谈自己治德国汉学研究的路径。
其一是还原德国汉学的历史语境——亦即将德国汉学所取得的成就置于其赖以形成的那个历史背景之中来考察。汉学家们与德意志一同经历了痛苦与磨难，他们并非游离于时代精神之外的另类。跟其他学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样，汉学家们对他的时代也有着强烈的共鸣。同时汉学家又不仅仅是时代精神的追随者，他们常常会利用他们有关中国的知识，参与到当时思想的主流之中去，甚至改变了时代的精神路径，成为那一时代最具冲击力的思想源泉之一。
其二是德国汉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重建和梳理中国学术史。如果说直到19世纪末中国学术传统依然有着经、史、子、集的自我系统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之后，随着经学的逐渐解体，正是由于汉学的进入，中国学术的发展才得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民国年间为例，陈寅恪、傅斯年等留德学者引领学术风气之先，再加上有数百位德国汉学家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供职，西方（特别是德国）汉学在当时很有主导乃至超越本土学术研究的趋势。这种学术间的对话，已经不仅局限于研究成果的介绍，而是直接进入了中国文化的重组和重构。
清华大学副教授张萍：《高罗佩眼中的中国女性——以《狄公案》为例》性别研究一向是文学作品诠释和作家创作心理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尤其对于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深入研究，更可以发掘出男性对于女性形象的想象模式和文化定位。本文从高罗佩对于中国女性文化的认识和表述这个角度出发，统观高罗佩系列侦探小说《狄公案》中出现的各种女性形象，研究高罗佩在呈现这些女性形象的文字背后的文化意识。整体来说，高罗佩力图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展示中国古代女子的实际生活和性格特征。但毋庸讳言，高罗佩在塑造中国女性形象时过于理想化的做法掺杂过多个人主观色彩，很可能会给西方读者带来一些对于东方女性的片面印象。
延边大学教授马金科：《试论黄庭坚对高丽、李朝汉诗诗学的影响》，12世纪末，黄庭坚已经在朝鲜汉诗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汉诗对黄庭坚的接受主要集中在诗学观点上，其目的在于指道朝鲜诗人的创作实践；朝鲜诗学高度评价黄庭坚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黄庭坚在从唐风到宋调转变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柳若梅：<18世纪在北京学习中国语言的俄国留学生>, 中俄的早期交往始于蒙元时期，但有文献可考的中俄关系史却只能从明末清初这一时期起探查。在中俄交往的历史上，语言的障碍常令双方感到沟通不畅。为此，18世纪的俄国始关注包括汉语和满语在内的中国语言教学，作为加强中俄联系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的派出更是两国为解决语言障碍共同达成的共识。作者以中外文史料为基础，通过研究俄国在其境内与境外对中国语言的关注，力图勾勒18世纪俄罗斯对于中国语言的教与学的全貌。
斯洛伐克玛丽安·高利克：《一个被忽视的比较文学学者：狄奥尼兹·杜瑞森（1929-1997）和他的国际接受》，狄奥尼兹·杜瑞森是斯拉夫文学理论家之一，当然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斯拉夫比较文学学者。他与前捷克斯洛伐克、前苏联、东德以及其他的国家包括意大利的文学学者一道合作阐明了他的文学前提，引起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一些有影响力的成员的积极共鸣。他作为斯洛伐克的文学学者，由于他出版了分别用德文和英文写作的两部著作，受到了比较文学学者的极大关注：《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尝试》（1972）、《比较文学资源和系统学》（1974）。他的第一本理论著作《比较文学诸问题》（1976）在国际上获得的成功可以与乌尔里希·维森斯坦1968年出版的著作相媲美。杜瑞森的著作以多种语言出版，最后一门语言是日语。来自中欧、东欧和南欧的许多学者都曾与他合作，继续在他们的著作中发展了他的理论。他总是能刺激或者至少吸引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德国、法国、新西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印度，甚至中国和日本的比较文学学者的注意力。可惜的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关所谓的文学间性的过程和文学间性的空间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未被世人所了解，并且关于他的研究只局限于西方国家和亚洲比较文学学者的有限的学术圈子之内。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钱婉约：《内藤湖南奉天访书及其学术意义》，晚清民初是中日两国思想学术交流的活跃时期，这期间，中国珍贵典籍善本也引起学界、藏书界关注，成为两国学者寻访搜求的对象。 作者梳理日本近代著名中国学家内藤湖南清末民初多次在中国沈阳访书之经纬，进而探求其对于两国学术之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冰梅：《当译者被译的时候：中国文学如何变成了外国文学--以韦利英译《子夜歌》对凯瑟《夏日河畔》的影响谈起》，当译者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外文的时候，中国文学就进入了外国文学，当译者再次被译的时候，中国文学已经彻底地变成了外国文学。这个过程我们在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翻译的中国古诗中得到了验证。韦利的译诗激发了美国当代著名的女诗人卡洛琳·凯瑟的再创作欲望，写了一首极具现代风格现代意识的诗歌，而当韦利的译诗摆到中国学生面前的时候，他们把它视为一首西方诗歌来理解和欣赏。作者从凯瑟对韦利译诗的演绎和中国学生对韦利译诗的再认识的两个角度，论证文学翻译的单向性和不可逆性。
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钧：《美国早期汉学的特点》，美国汉学始于19世纪20年代，由当时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多年甚至几十年，以及学院派汉学家在中国生活三年到五年。美国汉学家在其关于中国的著述中多少带着偏见。 华东师范大学讲师蒋向艳：《民国时期的唐诗法译》，民国时期（1911－1949），唐诗的法译者既包括汉学家，如法国外交官、汉学家苏利耶（1878－1955），也包括曾留学法国的中国学者，如曾仲鸣（1896－1939）、罗大冈（1909－1998），还包括用法语译着的其它国家的汉学家，如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Basile Alexéiev，1881—1951）。他们都曾于中华民国时期在法国或中国用法语出版了译介以唐诗为主的中国古典诗歌的译着。作者在收集和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唐诗法译情况进行比较完整的梳理，并归纳该时期唐诗法译的一些特征，对于该时期在唐诗法译史上所起的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加以评析。
综述：刘顺利
